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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幾天，朱由檢再度召見內閣大臣，把一個黃色包袱交給他們，裡面全是為魏忠賢歌功頌德的奏疏，要他們把這些“結黨實跡”整理出來，一一列入名單。閣臣們知道難以迴避，便尋找藉口推脫：臣等職掌僅限於票擬諭旨，不熟悉法律。再次顯露出畏縮怯懦的心態。朱由檢不得不委託吏部尚書王永光來操辦此事，王永光也不願意挑這副擔子，回答說：吏部只熟悉官吏的考核，不熟悉法律。其實，王永光心中有鬼，不久就有人指責他“陰附閹黨”，現在又企圖“曲庇香火”，為自己留下回旋的餘地。朱由檢只得把這項工作交給刑部尚書喬允升。

如此反覆多次，“閹黨逆案”名單才得以確定。

崇禎二年（1629）三月十九日，朱由檢以諭旨的形式公佈“欽定逆案”名單。

此次清查閹黨逆案，除首惡魏忠賢、客氏已明正典刑，其餘七類，“首逆同謀”六人，“交結近侍”十九人，“交結近侍次等”十一人，“逆孽軍犯”三十五人，“諂附擁戴軍犯”十五人，“交結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頌”四十四人，共計二百五十八人。如果加上漏網名單五十七人，則共計三百一十五人。

“首逆同謀”六人：兵部尚書崔呈秀，寧國公魏良卿，錦衣衛指揮使侯國興，太監李永貞、李朝欽、劉若愚，按照“大逆”律減等，一律擬斬。

“交結近侍”十九人：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劉志選，太僕寺署事御史梁夢環、倪文煥，兵部尚書田吉，薊遼總督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劉詔，太僕寺少卿孫如冽、曹欽程，大理寺副許志吉，刑部尚書薛貞，工部尚書吳淳夫，右副都御史李夔龍，豐城侯李承祚，國子監生陸萬齡，錦衣衛左都督田爾耕、許顯純，錦衣衛同知崔應元、張體乾，錦衣衛右都督孫雲鶴、楊寰等，按照“交結近侍奸黨”律，一律論斬。

“交結近侍次等”十一人：大學士魏廣微，工部尚書徐大化，吏部尚書周應秋，兵部尚書霍維華，御史張訥，總督尚書閻鳴泰，太僕寺少卿李魯生，右副都御史楊維垣，南京兵部右侍郎潘汝楨，昌平都督郭欽，孝陵太監李之才等，按照“交結近侍奸黨”律減等，發配邊疆充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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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閹黨，除惡務盡（6）

“交結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懲處較輕。例如：內閣大學士馮銓、顧秉謙、張瑞圖、來宗道，戶部尚書郭允厚，工部尚書薛鳳翔，太僕寺少卿李蕃，戶部尚書張我續，工部尚書孫杰，延綏巡撫朱童蒙，工部尚書楊夢袞，右都御史李春茂，吏部尚書王紹徽，左都御史曹思誠，光祿寺卿阮大鋮，漕運戶部尚書李精白等，只判處“削籍”（削除官籍）。又如：內閣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楊景辰，吏部尚書房壯麗，督師遼東兵部尚書王之臣等，只判處“冠帶閒住”（罷官）。

由此可見，要真正做到“除惡務盡”，談何容易！

在清查“閹黨逆案”的同時，崇禎二年（1629）恰逢考察京官的“京察”，也在進行中，其宗旨毫無疑問是清除官僚隊伍中的“逆黨”。遭到清除的有：為魏忠賢生祠賣力、屢次向魏忠賢獻媚的太僕寺少卿李宣培，拆毀白鹿洞書院的南京太僕寺少卿彭惟城，為崔呈秀專幹壞事的太常寺卿蔣一驄，為王紹徽出謀劃策的浙江巡撫、兵部右侍郎張延登，把田爾耕認為同宗的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田仰，以魏忠賢幕客身份充當《三朝要典》實際總裁的大理寺左寺丞謝啟光，以周應秋女婿充當魏忠賢義孫的禮部郎中虞大復，吹捧魏忠賢是“魏祖爺真活神道，到處通靈”的禮部郎中周宇寵等。

從以上揭發出來的材料不難看出，在“閹黨”專政的非常時期，大批官員賣身投靠魏忠賢，極盡奴顏婢膝之能事，為了自己升官發財，對魏忠賢及其親信獻媚邀寵，無所不用其極。到了“閹黨”垮臺，又千方百計地隱匿掩飾，妄圖矇混過關。“京察”中所揭露出來的只是一部分，不少人還是成為漏網分子。可以設想，假如不清查“閹黨”逆案，要想推行新政，幾乎是不可能的。以皇帝聖旨的名義“欽定逆案”，清除幾百個“閹黨”分子，無論如何是必要的、合理的。夏允彝在《倖存錄》中說，“逆案”有些過於擴大，導致後來不斷有人企圖翻案。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書生之見。事實恰恰相反，崇禎一朝“逆案”中人屢屢企圖翻案，到了弘光朝這種翻案風更加囂張，不僅說明清查閹黨“除惡務盡”的方針是何等必要，而且說明由於當時主事大臣手下留情，從輕發落了一些要犯，留下的後患是多麼嚴重。

縱觀整個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