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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追隨魏忠賢，趨炎附勢，自身並不乾淨，唯恐嚴懲五虎、五彪，會牽連到自己，故意拖拉敷衍。皇帝要他們儘快給魏忠賢、客氏、崔呈秀定案，他們故意拖延了一個月，直到崇禎元年（1628）正月二十五日才把魏、客的審查結論呈上，崔呈秀的審查結論還沒有寫好。

他們不僅拖延時間，而且儘量低調處理，縮小審查的圈子，以免牽連到自己。朱由檢非常不滿意，寫了一道諭旨，再次重申他對於魏、客、崔罪狀的基本觀點：魏忠賢——“睥睨宮闈，荼毒善良”，“盜帑弄兵，陰謀不軌”；客氏——串通魏忠賢，“傳遞聲息，把持內外”；崔呈秀——“委身奸閹，無君無親，明攘威福之權，大開縉紳之禍”。既然三法司遲遲不作出判決，他乾脆自己代三法司作出判決：魏忠賢——戮屍凌遲；客氏——斬首示眾；崔呈秀——戮屍斬首。同時宣佈，把魏、客的罪狀與判決書向全國公佈，用以警戒那些“奸惡亂政”的陰謀家、野心家。

清查閹黨，除惡務盡（2）

清查閹黨逆案

在懲處了元兇首惡之後，清查黨羽親信的工作，必須全面展開。早在天啟七年（1627）十二月二十三日，朱由檢就已經釋出政令，要內閣、六部、都察院的大臣“定閹黨逆案”。所謂“定閹黨逆案”，就是對形形色色的“閹黨”分子進行徹底清查，根據各人的罪狀作出懲處結論。

當務之急是把“五虎”、“五彪”立即繩之以法。三法司審議的結果，是輕描淡寫的，吳淳夫、倪文煥剝奪誥命，田吉、李夔龍革職，田爾耕、許顯純逮捕法辦，楊寰、孫雲鶴、崔應元削除官籍。顯然，三法司的主管首長是有意包庇縱容，重罪輕判。如果“五虎”、“五彪”都如此從輕發落，那麼其他人根本就不必問罪了。朱由檢大為不滿，以為懲處太輕，沒有盡法，命三法司重新議處。

主持此事的刑部尚書蘇茂相、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誠、大理寺少卿姚士慎，都與“閹黨”有千絲萬縷的牽連，所謂“香火情深”，因此對“五虎”、“五彪”之流千方百計予以庇護，目的無非是降低“逆案”的規格，使自己不受牽連。皇帝命他們重新議處，他們仍然陽奉陰違。結果，吳淳夫、李夔龍、田吉、倪文煥僅僅以貪贓枉法罪，判處充軍邊疆，追繳贓銀五千兩至一千兩不等；田爾耕、許顯純以過失致人死亡罪，判處斬監候；崔應元、楊寰、孫雲鶴以知情不報罪，發配邊疆充軍。

雖然沒有從嚴懲處，但畢竟開了一個頭，表明清查“閹黨逆案”的羅網已經逐步撒開，當年那些賣身求榮、為虎作倀的顯要人物陸續露出水面。

內閣大學士顧秉謙就是其中之一。此人天啟元年（1621）晉升為禮部尚書，與魏廣微一起投靠魏忠賢，於是得以進入內閣，參與機務。顧秉謙為人庸劣無恥，魏廣微為人陰險狡詐，兩人一起助紂為虐，人稱如同奴僕一樣尊崇魏忠賢。顧秉謙在天啟四年至六年，擔任內閣首輔，凡是陷害忠良的“諭旨”都是由他起草的，而且擔任《三朝要典》總裁，為“閹黨”製造輿論。天啟七年（1627），他已退休回到崑山老家。崇禎元年（1628）正月，工科給事中祖重曄揭發他，勾結魏忠賢，獻媚圖寵，居然手捻白鬚甘願自認兒孫，喪盡廉恥。

劉志選、梁夢環、劉詔、楊夢袞、李養德、朱童蒙之流，則是另一種型別。

天啟初年，劉志選已經七十多歲，還嗜好官場鑽營，被魏忠賢看中，提升他掌管京城外圍的順天府。此後，他更加阿諛奉承。魏忠賢打擊國丈張國紀和皇后張氏，圖謀把侄子魏良卿之女立為皇后，劉志選積極配合，誣陷張國紀，散佈種種流言蜚語。

御史梁夢環，把魏忠賢視為父親，以乾兒義子自居，參與殺害楊漣，配合劉志選，彈劾張國紀，企圖動搖皇后張氏的地位。

薊遼總督劉詔，唯利是圖的無恥小人，以乾兒義子身份為魏忠賢建造四處生祠；先帝病危時，派兵三千逼近京城，聽任魏忠賢、崔呈秀指揮，妄圖發動政變。

諸如此類的宵小之徒可以舉出很多。御史張纊對這批人依附魏忠賢的手法作了歸類：

有顯而附之者，如建生祠之類；

有隱而附之者，如高呼“九千歲”之類；

有直而附之者，如動輒為魏忠賢歌功頌德之類；

有曲而附之者，如與魏良卿結拜為兄弟，認崔呈秀為義父之類；

有拙而附之者，如以珠寶討好之類；

有巧而附之者，如以搜刮錢財為公忠，以迫害忠良為精明，驅除魏忠賢仇恨的官員，推薦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