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第2/4 頁)

營天下十幾年，尚且無濟於事，太子這樣的哥兒孩子家，做得了什麼事？先生們乘早研究戰守的對策，其他的話不必再講了。

朱由檢在“南遷”問題上，前後判若兩人，實在是身不由己，關鍵在於內閣首輔陳演堅決反對。陳演也有壓力，不得不乞求辭職。朱由檢在罷免他的前一天，對陳演說了這樣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對這位輔政大臣的消極輔政，顯得無可奈何。所謂“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的事，就是“南遷”。繼任的內閣首輔魏藻德，更加老奸巨猾，採取明哲保身的態度，對“南遷”不置可否。當鞏永固、項煜提議“南遷”時，他都在場，始終一言不發，用沉默來表示委婉的否定。使得朱由檢感到孤立無援，在龍椅上聳身舒足，仰天長嘆。

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出征、南遷、勤王，一籌莫展（6）

周皇后為此感嘆不已，她是江南人，傾向於“南遷”，由於無法成行，遺憾地說：可惜政府沒有有力的支持者。一語道破其中的奧秘。

明朝滅亡以後，遺老遺少們提起這段往事，無不唏噓感嘆。計六奇《明季北略》談到“南遷得失如何”，感慨系之。他說：當李自成由陝西進入山西，勢如破竹，只有“南遷”這一對策，或許可以稍微拖延歲月。而光時亨以為是“邪說”，致使“南遷”不成，天下百姓恨之入骨。他還說：先帝以身殉國後，假如光時亨也能夠殉國，雖然不能夠救贖他的“陷君”之罪，或許可以還他一個清白，但是他竟然躬身投降李自成。這種卑劣的表現，即使碎屍萬段也不能謝先帝於地下。由此可見，反對“南遷”的人鼓吹“守國”，其實是企圖藉此孤注一擲，來為自己沽名釣譽，而並非忠君。相反的，主張“南遷”的李邦華卻以身殉國，證明了“南遷”之議，出發點是為了挽救危機，而不是為了躲避死亡。

計六奇的評論精彩之極，對光時亨的抨擊，對李邦華的讚譽，是無可非議的。無怪乎當時有人懷疑，光時亨反對“南遷”，是接受了李自成的“密旨”，充當內奸，理由是，李自成進入北京後，他率先投降，不免令人懷疑。

美國漢學家魏斐德的《洪業——清朝開國史》，談到“南遷”不成時，有這樣一段透闢的分析：這對後來滿清佔領北京時的形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滿清比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擁有了他們最缺乏的東西，由此接手了明朝幾乎全部漢族官吏，依靠他們接管天下，並最後征服南方。崇禎帝的決定還導致諸多皇室宗親繼承權利的曖昧不定，以致派系傾軋，削弱了南明政權。此外，反清復明陣營也因此少了一批立志收復失地，光復北方家園的北方人。崇禎這一自我犧牲的決定，就這樣最終毀滅了後來復明志士堅守南方的許多希望。

說得多好啊！不過崇禎的“自我犧牲”決定，實在是無可奈何之舉，其中飽含多少辛酸，他未必知道。

鞭長莫及的“勤王之師”

與“出征”、“南遷”同時提出的“勤王”之議，也就是調動邊防軍來保衛北京，是不是可以成為救命稻草呢？也未必。

朱由檢長期以來在“安內”與“攘外”的兩難選擇上，舉棋不定，直到最後關頭，才意識到不“安內”無以“攘外”，李自成的威脅遠遠勝過愛新覺羅。於是決定，把駐紮在山海關、寧遠前線的關寧鐵騎調進來保衛北京。

崇禎十七年（1644）正月十九日，他向大臣們提出徵調遼東總兵吳三桂入關的意向，要大臣們討論。內閣、六部大臣意識到問題頗為棘手，徵調吳三桂，意味著放棄山海關外大片國土，要承擔國土淪喪的責任，在歷史上留下罵名。一事當前，他們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名節，故意推諉不決。

正月二十一日，朱由檢正式給內閣發去一道諭旨，強調說明，徵調吳三桂兵馬是值得期待的戰略步驟。他嚴厲地批評大臣們的消極態度：採取此等重大軍機措施，原本應該由先生們作出決斷，承擔責任，不可以推諉誤事。在皇帝的緊逼之下，內閣首輔不得不表態，他藉口“一寸山河一寸金”的堂而皇之口號，反對徵調吳三桂入關。兵部尚書也表示反對，身為軍事首長，他怕承擔丟失遼東國土的責任，把皮球踢還給皇帝，說了一句分量極重的話：吳三桂要不要徵調，取決於寧遠要不要放棄。請皇帝自己決定是否放棄寧遠，才談得上徵調吳三桂。

既然大臣們都不願意承擔責任，朱由檢只得親自作出決定：放棄寧遠，退守山海關。內閣仍然不願意發出正式公文徵調吳三桂，猶豫拖延。朱由檢再次催促，要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