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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秘密會議作出決定，與會的大臣必須把發言提綱上報。在這種壓力下，內閣首輔陳演還是不願意作出決定，提議皇帝在德政殿召開緊急會議。會上，有幾名低階別大臣主張放棄寧遠，徵調吳三桂；內閣官員提出許多具體問題來刁難：寧遠放棄後，山海關如何防守？撤退的軍民如何安置？一定要遼東的總督、巡撫、總兵們提出實施細則，才可以行動。此後，薊遼總督王永吉、遼東巡撫黎玉田、總兵吳三桂先後表態，支援皇帝放棄寧遠，退守山海關的決策，內閣首輔陳演等大臣，依舊拖拉敷衍。

出征、南遷、勤王，一籌莫展（7）

二月初八，太原陷落，京師震動。薊遼總督王永吉、順天巡撫楊鶚聯名提出徵調吳三桂保衛京師的建議。朱由檢把王、楊的奏疏給閣臣陳演、魏藻德過目，兩人相對愕視，沉默不語。退出宮來，兩人竊竊私語：我們作出決定，事後皇上用“棄地”罪處死我輩，怎麼辦？國難當頭，考慮的是個人得失，他們的內心獨白是：“無故棄地三百里，臣等不敢任其咎。”結果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建議皇帝把吳三桂之父寧遠總兵吳襄調進北京，擔任中軍都督府提督，請皇帝與他商量戰略大計。這顯然是陳、魏二人推卸責任的伎倆。

到了二月二十七日，形勢愈來愈嚴峻，朱由檢在文華殿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徵調吳三桂“勤王”，保衛北京事宜。大臣們眾說紛紜，有的認為不可調，有的模稜兩可，有的主張遷都南京，只有成國公朱純臣、戶部尚書倪元璐、刑部侍郎金之浚、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戶科給事中孫承澤等主張徵調。以陳演為首的閣部大臣都以為“棄地”不是上策。

如此這般，議來議去，議而不決。三月初四，朱由檢忍無可忍，終於親自作出決定：加封遼東總兵吳三桂為“平西伯”，平賊將軍左良玉為寧南伯，薊鎮總兵唐通為定西伯，鳳（陽）廬（州）總兵黃得功為靖南伯；總兵劉澤清、劉良佐、高傑提升官銜一級。兩天後，他釋出諭旨，放棄寧遠，徵調吳三桂、王永吉、唐通、劉澤清率兵保衛京師。山東總兵劉澤清近在咫尺，拒絕徵調，反而從臨清南下；只有唐通帶了八千兵馬趕到北京。

吳三桂接到命令後，姍姍來遲，三月上旬才從寧遠率領五十萬軍民啟程，日行數十里，十六日才進入山海關，二十日趕到豐潤時，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軍早在前一天進入了北京。

“勤王”的方案終於化作了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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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山自縊，以身殉國（1）

艱難的最後時日

對於朱由檢而言，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的前半個月，是艱難的最後時日。在徵調各方“勤王”之師的同時，還得籌措軍餉。辦法之一是，凡是押在監獄的犯罪官僚，可以用捐獻軍餉來抵贖他們的罪狀；辦法之二是，凡是皇親國戚、高階官僚，一律按照官爵高低捐獻軍餉。前者似乎有一點效果，因為可以抵消罪狀，所謂“花錢消災”。後者卻收效甚微，因為那是平白無故的捐獻，只有皇帝身邊的太監頭目，例如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等，礙於情面，各自捐獻了五萬兩銀子。

其餘高階官僚個個好像“鐵公雞”——一毛不拔。閣臣魏藻德僅僅象徵性地捐獻了五百兩銀子，閣臣陳演在皇帝面前裝窮，表白自己一向清廉，從未索賄賣官，一兩銀子也不捐。那些皇親國戚們，富得流油，卻吝嗇得很，不肯為國出錢出力。皇帝派太監向他的岳父——嘉定伯周奎募捐，周奎始終沒有鬆口，氣得太監拂袖而起，丟下一句話：老皇親如此吝嗇，大勢去矣！江山丟了，你積蓄財產還有什麼用？

太監王之心是京都有名的富翁，皇帝當面向他募捐，才忍痛捐獻了一萬兩銀子。在宮廷中撈足油水的太監，為了躲避捐獻，紛紛使出渾身解數，在各自的房屋上貼出“此房出賣”的廣告，並且把古玩、雜物擺攤出售，好像已經窮到非典賣家當不可的地步了。這些皇家的奴才們，甚至大發牢騷，在宮門上寫打油詩：“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顯示出明王朝已經窮途末路，樹倒猢猻散，一點凝聚力都沒有了，依附於王朝而飛黃騰達的勳貴們，已經離心離德。他們不是沒有錢，而是對於王朝的滅亡無動於衷。後來農民軍攻佔北京，對他們“拷掠追贓”，在嚴刑威脅之下，王之心拿出了十多萬兩銀子，陳演也拿出了四萬兩銀子，農民軍在周奎家抄出銀子五十多萬兩。

這是一個王朝行將滅亡的不祥之兆。

當此之際，朱由檢只能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情。一方面有感於吏治的敗壞，向六部和都察院發去訓誡的諭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