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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放下吊橋，迎接大部隊，襄陽不戰而下。據襄王的次子朱常澄報告，他們當時耳聞目睹的情況是這樣的：“二月初四日夜三鼓（三更），遍地舉火，滿城從睡夢中驚突奔竄，民與兵與賊攪渾，狂奔於煙火燻灼之中。”

天明後，張獻忠進入襄陽城。年逾七旬鬚髮盡白的襄王朱翊銘被押解到西門城樓上，嚇得渾身發抖，跪倒在張獻忠腳下，連聲大喊：“求千歲爺爺饒命！求千歲爺爺饒命！”

張獻忠不無得意地譏諷道：“你是千歲，倒叫我千歲。我不要你別的，只借你頭用。”

朱翊銘一聽，要借他的腦袋派用場，大驚失色，連忙討好說：“（襄王）宮中金銀寶玩，任千歲爺爺搬用。”他以為這樣一來就可以免死了。

殊不知張獻忠不吃這一套，他有更高的目標——殺襄王而置楊嗣昌於死地，非常乾脆地回答：“你有何法禁我不搬哩？只一件事，你不給我頭，那楊嗣昌不得死。”他的意思很明顯，襄王一死，楊嗣昌這個督師輔臣就得以“陷藩”這一罪名而伏法。

說罷，張獻忠下令處死襄王朱翊銘，同時處死的還有王室成員四十三人。然後，開啟王府倉庫，發放十五萬兩銀子賑濟災民。

這一切，都大大出乎楊嗣昌的預料。他以為襄陽防守嚴密，不足為憂。當主管鄖陽、襄陽的官員提醒他注意襄陽的防務時，他反而譏諷這個官員過於怯懦。他的注意力始終盯住張獻忠不放，張獻忠從陸路出川東進，他則由水路沿江而下，想趕在他的前面堵截。沒有料到，趕到夷陵（今宜昌）時，洛陽、襄陽陷落，福王、襄王被殺的兇聞接踵而至，憤恨、悲傷種種複雜感情交織在一起，號啕大哭一場，這是對他最為致命的打擊，最大的悲哀是：今後無臉再見皇上。

原本病重的身體，遭受這樣嚴重的驚嚇，楊嗣昌喪失了活下去的勇氣，從此飲食不進。到了沙市徐家園，已經臥床不起，一切大事都交給監軍萬元吉代理，派人催促家屬趕來訣別。萬元吉問他：病情如何？為何不報告皇上？楊嗣昌只吐出了兩個字：不敢！

此時此際的楊嗣昌，昔日的雄心壯志早已蕩然無存，心如死灰，苟延殘喘，等死而已。他在給湖廣巡撫宋一鶴的信中吐露了這種心情：“天降奇禍，突中襄藩，僕嘔血傷心，束身俟死，無他說矣。”

崇禎十四年（1641）三月初一日，督師輔臣楊嗣昌死於沙市徐家園，終年五十四歲。關於他的死，後人眾說紛紜，有的說自縊而死，有的說服毒而死，都是傳聞之詞。其實他早已病重，再遭福、襄二王被殺的驚嚇，終於不治，即使華佗再世，也難以起死回生，何用上吊服毒？他的兒子楊山松、監軍萬元吉說他病死，是可信的。

遠在北京皇宮的朱由檢，接到萬元吉送來的訃聞，感情是錯綜複雜的，對身邊的大臣嘆息道：“督師功雖不成，志亦堪憫。”要他們按照內閣輔臣的禮儀安排葬禮。隨即下達一道諭旨，再次強調楊嗣昌“功雖未成，盡瘁堪憫”；並且親自寫了一篇祭文，流露了對他始終一貫的眷顧之情，雖然沒有凱旋而歸，但鞠躬盡瘁的精神依然可嘉，充滿了深深的惋惜、哀憐、遺憾。尤其令他難以釋懷的是，從此再難尋覓楊嗣昌這樣的能臣、忠臣，無怪乎他要說：“楊嗣昌死後，廷臣無能剿賊者。”

然而，感情畢竟不能代替法律，督師失職之罪如果不追究，今後恐怕難以駕馭群臣，朱由檢不得不交代有關部門議定楊嗣昌的罪責。朝廷上下都知道皇帝對楊嗣昌的偏袒心態，有關官員故意援引經典，根據傳統律法中“議請減贖”的原則，以“議功”的方式，解脫了他的罪責——由於指揮失當，導致二府、三州、十九縣丟失，福王、襄王被殺，以功抵過，不予追究。這種特殊處理方式是符合皇帝本意的。儘管輿論洶湧，言官們紛紛彈劾楊嗣昌，朱由檢統統不予理睬，不但沒有追究他的罪責，反而追贈他為太子太保。朱由檢對於楊嗣昌的眷顧，始終如一，在崇禎一朝五十輔臣中堪稱獨一無二。確實，楊鶴、楊嗣昌父子為明朝力挽狂瀾而獻出了生命，皇帝還能譴責什麼呢？崇禎皇帝手書“九思”大明王朝的最後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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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非亡國之君”（1）

“朕自御極以來，夙夜焦勞”

崇禎十七年（1644）年初，當李自成的農民軍從陝西渡過黃河，橫掃山西時，朱由檢在一次高階官僚參加的御前會議上，面對即將到來的滅頂之災，顯得悲涼而無奈，感慨萬分地對他的大臣們道出了思慮已久的心裡話：“朕非亡國之君，事事乃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