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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將何面目見於地下？”

“朕非亡國之君”，寥寥六個字，發自肺腑，是對兵敗如山倒，無可奈何花落去，內心有所不甘的自然流露。平心而論，在明朝十七個皇帝之中，他不但算不上是最為昏庸的一個，而且完全可以和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相媲美，是一個勵精圖治的皇帝，正如他自己所說：“朕自御極以來，夙夜焦勞。”清朝國史館編撰的《明史》也對他高度評價：“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厲，殫心治理。”由此可見，他的自我評價“朕非亡國之君”，並不是文過飾非的誇張之詞。

但是，明朝恰恰在他手上滅亡了，於是乎歷史讓他背上了“亡國之君”的惡名，似乎有點不太公平。人們只能感嘆他生不逢時，進行委婉的解釋。《明史》說：“明之亡實亡於神宗。”那意思是說，明朝滅亡的禍根是萬曆皇帝朱翊鈞一手種下的。明清史一代宗師孟森在《明清史講義》中，把上述觀點發揮得淋漓盡致，他說：“熹宗（按：即天啟帝），亡國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澤猶未盡也。”“思宗（按：即崇禎帝）而在萬曆以前，非亡國之君也，在天啟之後，則必亡而已矣。”這種鞭辟入裡的分析，既揭示了歷史的真相，也反映了歷史的無情，讓並非亡國之君的朱由檢上演了一幕亡國的悲劇。

這不禁使我想起了俄羅斯文豪列夫·托爾斯泰的鉅著《戰爭與和平》中有一句名言：“皇帝是歷史的奴隸。”在一般人看來，皇帝是至高無上的，權力無邊的，可以向任何人發號施令，似乎也可以向歷史發號施令。其實不然，正如託翁所說，人類有意識地為自己而生活，卻在無意之中，成為達成全人類歷史目的的一種工具，皇帝也不例外。歷史是人類無意識的共同集團生活，將皇帝生活的所有瞬間，當作達成自己目的的道具，只為自己而利用這個道具。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皇帝是歷史的奴隸。

朱由檢力圖挽狂瀾於既倒，然而大勢已去，迴天乏力，所以向大臣們吐露了自己的內心獨白：“朕非亡國之君，事事乃亡國之象。”在臨近王朝末日的紫禁城裡，他常常暗自嘆息：“朕不自意將為亡國之主！”

明朝滅亡以後，遺老遺少們回首往事，不免感慨系之，但是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崇禎皇帝不是一個亡國之君。

復社詩人吳偉業的《圓圓曲》，以“鼎湖當日棄人間”的詩句來緬懷皇帝的逝去。他的史學名著《綏寇紀略》對逝去的皇帝朱由檢給予高度的評價，大意是：皇上焦勞十七年，作風恭敬儉樸類似弘治皇帝，英毅果斷類似嘉靖皇帝。處理公務機敏迅速，手不釋卷，喜好讀書、寫字，書法逼近歐陽詢，有文武才，善於騎射，力挽強弓，每發必中。他勤於朝政，黎明即起，一直工作到疲憊不堪才休息。上朝時儀表端莊，給人留下目光端正，姿勢莊重的感覺。這樣一位恭敬儉樸、英毅果斷、能文能武的君主，落得個亡國的下場，不免令吳偉業這樣的遺老遺少嗟嘆不已。

《甲申傳信錄》在“睿謨留憾”的標題下，如此評價朱由檢：英毅果斷，繼承萬曆、天啟的政治遺產，撥亂反正，革除前朝弊政，打擊邪黨，勵精圖治，勤於朝政，希望出現中興之治。然而邊疆戰事頻發，中原內部空虛，饑饉連年，盜賊橫行，拮据天下十七年，王朝覆亡，以身殉國。嗚呼！如此英明睿智的君主，十七年宵衣旰食，從來不曾開懷舒心，留下多麼大的遺憾啊！該書寫這些話的時候，崇禎皇帝已經死去，用不到拍馬奉承，這是野史以秉筆直書的筆法，為後人留下一段信史，應當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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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非亡國之君”（2）

事實確是如此。朱由檢經常對大臣們說：“朕自御極以來，夙夜焦勞。”因為他必須面對一個爛攤子，邊疆武備廢弛的許多積弊，百姓生活的長久貧困，官場陋習的陳陳相因，都必須面對。所以他經常舉行御前會議，當時稱為“召對”。這種召對極為鄭重其事，內閣、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御史，以及翰林院、錦衣衛的官員，都得參加，內容是商榷國事，改革積弊，推行新政。

因此，他成了明太祖朱元璋以來罕見的勤勞皇帝。朱元璋大小政務都要親自處理，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辦公，一直到深夜，沒有假期，沒有娛樂。在這點上他與朱元璋確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整日憂勤惕厲，寢食不安。朱元璋定下每日上朝的祖制，後來的皇帝大多視為虛文，特別是到了隆慶、萬曆之際，公然改為每逢三、六、九日上朝，以後索性連三六九也“免朝”了。朱由檢恢復了每日上朝的祖制，十幾年如一日地堅持著。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