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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壁下。一個偶然的機會，才得以從獄中傳出，落到楊漣之子楊子易手上。

楊漣死前還寫了一篇一百二十八字的血書，藏在枕頭裡，死後隨屍體抬出，落到家屬手中。人們從血書中看到了一位忠義之士抨擊權奸引來殺身之禍而無怨無悔的心態，大義凜然，視死如歸。請看：仁義一生，死於詔獄，難言不得死所。何憾於天，何怨於人？惟我身副憲臣，曾受顧命，孔子云：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持此一念，終可以見先帝於在天，對二祖十宗與皇天后土、天下萬世矣。大笑大笑還大笑，刀砍東風，於我何有哉！字字血，聲聲淚，讀來令人心酸，令人震撼，如聞其聲，如見其人。這樣一位赤膽忠心的高階官僚，作為正義的喉舌，聲討邪惡勢力，居然死得如此之慘。人們在感慨唏噓之餘，似乎可以感受到“閹黨”專政的淫威，使人心悸，使人透不過氣來，更使人義憤填膺，拍案而起。

“六君子之獄”以及後來的“七君子之獄”，遭到迫害的諸君子，都和楊漣一樣被折磨至死，遺體被家屬領回時，已經皮肉腐爛，面目全非，生前所受酷刑，依稀可見。

所謂“七君子之獄”，是魏忠賢按照黑名單鎮壓異己勢力的既定步驟，用“欺君蔑旨”的藉口，把支援楊漣彈劾魏忠賢的周起元、周宗建、繆昌期、高攀龍、李應升、黃尊素、周順昌逮捕入獄，嚴刑拷打至死。

黃宗羲之父、御史黃尊素，早在天啟四年（1624）二月就向皇帝上疏，議論時政十大失誤，鋒芒畢露地譴責“閹黨”專政。他如此寫道：執政者不顧國家安危，誤國者護掩政治腐敗，不及時提拔賢能辭退不肖之徒，繼續把正直之士看作仇敵，陛下難道不為國家擔憂嗎？他雖然沒有指名道姓，卻使魏忠賢暴跳如雷，企圖假借皇帝名義，對黃尊素施加廷杖的酷刑。由於內閣大學士韓爌極力營救，才改為剝奪俸祿一年。四個月以後，楊漣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黃尊素奮起響應，在奏疏中大聲疾呼：

——天下難道有政權歸於近幸太監掌握，皇帝大權旁落，而世界可以清明的先例嗎？朝廷內外輿論洶湧，人人都要食其肉寢其皮，這樣的人還可以留在皇帝左右嗎？

——現在魏忠賢橫行不法的罪狀已經揭露無遺，陛下如果再不早作決斷，此輩眼看理屈詞窮，勢必更加無所顧忌。魏忠賢必然不肯收回已經放縱的韁繩，而痛改前非；魏忠賢的死黨必然不肯收回已經駛出的賊船，而默默地聽任冰山消融。此輩先前與士大夫為仇敵，進一步必將以陛下為賭注。

魏忠賢恨得咬牙切齒，指使親信曹欽程誣陷黃尊素，什麼“專擊善類”，什麼“助高攀龍、魏大中虐焰”之類，假傳聖旨，把他罷官；之後不久，又把他逮捕入獄。在錦衣衛鎮撫司監獄中，黃尊素遭到許顯純、崔應元的嚴刑拷打，體無完膚，血肉淋漓。臨死前留下遺詩：正氣長流海嶽仇，浩然一往復何求。

十年世路無工拙，一片剛腸總禍尤。

麟鳳途窮悲此際，燕鸚聲雜值金秋。

錢塘有浪胥門淚，惟取忠魂泣鐲鏤。魏忠賢個人崇拜運動

中國歷史上宦官專政屢見不鮮，然而晚明史上的“閹黨”專政卻有著十分獨特的地方，那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僚們演出了一幕幕魏忠賢個人崇拜的醜劇。個人崇拜在專制時代算不上罕見現象，奇怪的是，個人崇拜的物件並非皇帝，而是太監。這不能不說是畸形時代的畸形政治，把那個時代、那種制度的劣根性，毫無遮掩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朱由檢受命於危難之際（6）

魏忠賢個人崇拜的標誌性事件，就是全國各地的官僚掀起了為魏忠賢建造“生祠”的政治運動。中國自古就有祖先崇拜的傳統，建造祠堂祭祀死去的祖先。為活著的人建造祠堂，稱為“生祠”，則聞所未聞。毫無疑問它是那個專制時代的畸形政治現象，滿足了崇拜者與被崇拜者各自的功利目的，正所謂各得其所。

“生祠”運動的始作俑者，是浙江巡撫潘汝楨。他在天啟六年（1626）閏六月初二日向皇帝建議，應該為功德無量的魏忠賢建立生祠。這個善於拍馬溜鬚的官僚在奏疏中說，魏忠賢心思勤奮，體諒國家，心中念念不忘撫卹人民，由於他的德政，浙江延續百年的陋習積弊完全消除，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一致請求為他建立生祠，向他祝福。明眼人一看便知，通篇都是顛倒黑白的阿諛奉承之詞，塗脂抹粉無所不用其極，把“閹黨”專政的恐怖景象塗抹成為“途歌巷舞”的大好形勢。

這當然是魏忠賢求之不得的大禮，正中下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