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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子建設，使其適應即將到來的經濟建設，就成為當務之急。

為此，中共中央於1952年上半年開始醞釀加強中央的領導班子建設。1952年6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劉少奇主持制訂關於加強中共中央辦事機構的實施方案。劉少奇找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等人，共同研究中央機構的設定問題。6月20日，劉少奇就此事專門致電中國駐蘇聯大使張聞天，要他了解蘇聯中央機構的設定情況。

不久，在劉少奇的直接指導下，###、安子文等人主持起草了《關於加強黨中央辦事機構的意見》。該意見提出：“擬於明年初將各中央局書記抽調回來，以加強中央的領導，同時加強中央現有的各部、委、辦公廳的組織及其工作，並增設一些新的部委。”劉少奇修改後於7月18日致信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雲、彭德懷，呈送了《關於加強黨中央辦事機構的意見》。

8月4日，毛澤東對劉少奇呈報的報告批示說：“此件我認為可行”，“即照少奇同志建議開始進行準備，從各地抽調一些人來，建立一些機構。”

在此前後，劉少奇就開始準備抽調幹部到中央工作，首先是抽調各中央局書記。7月13日，劉少奇致電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同意劃四川為一個省，以李井泉為四川省委書記兼省政府主席，並“望小平將西南工作佈置後於七月下旬即來中央一商，並在中央先行工作兩三個月”。

1952年8月，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到京，擔任了國務院副總理並參加中共中央的領導工作。不久，東北局第一書記高崗、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中南局第二書記鄧子恢、西北局第二書記習仲勳，以及其他一些重要領導幹部陸續上調中央。

在上調中央前，高崗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時兼任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高崗調到中央後，又兼任了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副主席鄧子恢，委員有陳雲、鄧小平、彭德懷、林彪、饒漱石、彭真、薄一波等十幾人。根據當時中央人民政府的體制規定：國家計委不屬於政務院所屬，是直接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領導的制定國民經濟規劃和預算的最高行政機關。

因此，高崗兼任主席的國家計委一時有“經濟內閣”之稱。而高崗也因之在上調中央的五大書記中顯得格外突出。有人就開玩笑說：“現在是五馬進京，一馬當先。”

同高崗等人屬於第一批上調中央的領導幹部中有一個重要人物：饒漱石。他在上調中央前擔任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是華東的黨政一把手。饒漱石上調中央後任中組部部長，成為安子文的領導。

1952年底，政務院透過了財政部和中財委提出的修正稅制的具體方案，規定了兩條原則：保稅和簡化稅制。新稅制公佈後，一度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和波動，各地也向中央報告這一情況。毛澤東非常重視此事。

1953年1月15日，毛澤東給周恩來、鄧小平、薄一波寫了一封信，提出了措辭嚴厲的批評：

新稅制事，中央既未討論，對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達通知，匆率發表，毫無準備。此事已在全國引起波動，不但上海、北京兩處看報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無怪嚮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稅制與舊稅制比較利害如何？何以因稅制而引起物價如此波動？請令主管機關條舉告我。

隨後，毛澤東尖銳地批評新稅制“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口號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先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這個新稅制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劉少奇主持作了中央機構的調整（2）

有了這件事，毛澤東就認為政府工作中存在著分散主義。不久，根據他的提議，中共中央在1953年3月10日作出了《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

5月15日，政務院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發出了《關於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財政經濟部門的工作領導的通知》，對中央人民政府所屬的財政經濟部門的工作領導作了重新分工。其中一項重要內容是把政務院22個部中的8個部，即重工業部、一機部、二機部、烯料工業部、建築工程部、地質部、輕工業部和紡織工業部，由高崗任主席的國家計委領導。

4天后，5月19日，毛澤東給劉少奇和###寫信說：“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檔案、電報，均須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