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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崗號毛澤東之“脈”（3）

劉少奇之所以不贊成高崗的文章發表，一是基於這個問題還在討論中，黨內並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如果一公開，勢必使這一問題複雜化；二是他認為高崗的文章針對性是很強的，而且採取了公開批評的方式，也欠妥當；三是劉少奇對這一問題還沒有形成確定的觀點，但已同鄧子恢的觀點很相似。

因此，劉少奇有意進一步對這一問題加以研究。大約五六月間，劉少奇寫了一份《讀鄧子恢和高崗同志兩篇文章的筆記》，將近九千字，詳細闡述了他對工會工作問題的觀點和認識。同時，劉少奇在筆記中的一些觀點，可能就是後來關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最早論述。

劉少奇的這份筆記在他生前一直沒有公開發表過，也沒有同其他領導人傳閱或交換過意見，直到1985年《劉少奇選集》下卷出版，這篇埋沒了30餘年的筆記才得以公之於世。

劉少奇預定準備四中全會討論工會工作問題，卻被打斷了。

10月初，全國總工會黨組書記李立三就黨內在工會工作方針問題上發生的爭論向毛澤東寫了一份報告，反映了爭論中的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在國營企業中公私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沒有矛盾，甚至認為“公私兼顧”的政策不適用於國營企業；另一種意見認為在國營企業中公私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有關工人生活和勞動條件等問題上是存在矛盾的，這種矛盾的性質是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可以用協調的方法，即公私兼顧的方法來解決。

李立三明確表示了自己在這兩種觀點上的態度：“我個人是同意後一種意見的。我覺得公私關係問題，不僅在目前國營企業中，而且在將來社會主義時期各種對內政策問題上也還是一個主要問題，否認‘公私兼顧’的原則可以運用到國營企業中的意見，可能是不妥當的。”

看來，儘管劉少奇所寫的筆記並沒有給任何人看過，但李立三的報告卻同劉少奇的筆記所持的觀點驚人地相似。

但是，毛澤東並不同意李立三的意見，而且他還對李立三領導的全總黨組進行了尖銳的批評，認為在工會工作中有嚴重的錯誤。因此，根據毛澤東的意見，11月，中共中央解除了李立三的全國總工會主席和黨組書記的職務，同時批准成立了由劉少奇、李富春、彭真、賴若愚、李立三、劉寧一六人組成的全總黨組幹事會，指導全總的工作。

同年11月27日，劉少奇離開北京，一路南下巡視並休養。李富春實際上就負責了全總黨組幹事會。12月，全總在李富春主持下召開了第一次黨組擴大會議，批判了李立三，將“推崇”鄧子恢的文章作為李立三的“錯誤”之一，認為他誇大了“公私利益的矛盾”。李立三在會議上被迫作了檢討。不久，鄧子恢也在中南局會議上就“工會立場”問題作了檢討，並向毛澤東作了報告。

作為在建國後關於工會工作問題方面的爭論，在沒有進一步展開的情況下，中斷了。而這一次，劉少奇顯然是站在了被毛澤東批評的一方。劉少奇雖然沒有受到直接的批評，但也受到了牽連，並在七屆四中全會上就此問題作了自我批評：

我受中央的委託負責管理全國總工會的工作。李立三同志在主持全總工作的時期內曾經犯了不少錯誤，中央批准的1951年全總黨組擴大會議的決議和×××同志的結論已經詳細地揭露和批評了他的錯誤。對於他的這些錯誤，我是應該負一定責任的。

雖然劉少奇沒有明確說明自己在這一問題上的觀點，但前前後後他同鄧子恢、李立三的觀點是一致的。

一直參與此次爭論的高崗，不能不對此有所察覺，而且，這對他一直想攻擊劉少奇的居心，不能不說是一次“良好的契機”。

因此，隨著他的地位的進一步提高，隨著他進京後擔任了“經濟內閣”——計劃委員會的主席，高崗自認為無論在地位上、政治上，取得毛澤東的信任方面等等都已勝出劉少奇一籌，開始緊鑼密鼓地準備起來。

劉少奇主持作了中央機構的調整（1）

劉少奇主持作了中央機構的調整，“五馬進京，一馬當先”，高崗說：“我在全國財經會議上不講話則已，要講就要挖少奇的老底”，“批薄射劉”；饒漱石“敲邊鼓”，“討安伐劉”

在“三年準備，十年建設”的思想提出後，到1952年基本上完成了對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馬上面臨的是“十年建設”，是大規模計劃經濟建設等等。因此，加強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