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2/4 頁)
姐之間,就像時間成了石塊冰坨,無形地砌壓在了我家的院內。就這樣過了許久,許久許久,母親從灶房端著飯碗出來,說,都吃飯吧——吃完了飯,再說這事。
也就各自吃飯去了。
忘記了二姐是端碗進了屋裡,還是端碗去了別處。而我,端著用紅薯葉子煮了紅薯麵條的一碗黑色粗飯,到了門外的一棵樹下。樹下空無他人。而我在那片空無裡,卻是無論如何也無心食咽那碗湯飯。也就在這個時候,在所謂的人生十字路口上,在我正為上學還是不上的迷惘裡,下鄉到我們村裡的一個知青,男,穿著藍色制服,三七分頭,高個,他款款地從村街上走過,還和熟人點頭說話。說話的順序,是村人恭敬地先和他說,而他自己,只是懶懶洋洋地點頭哼哈著答話別人。
他答著去了。
而我,在他走後很長的時間裡,都還看著他的背影,就像看著一條通往遠處的道路。就在那一瞬間,我忽然忽然、猛烈猛烈地想要繼續讀書。想要去唸我的高中。想要從二姐手裡,奪走屬於她的那半個去唸高中的希望。也就匆匆地吃飯,匆匆地回到家裡,看見二姐也正端著空碗,從哪兒出來到廚房盛飯。
我們在院裡對望了一眼,誰也沒有說話,就如彼此誰都不太認識對方一樣。
下午,下地勞動,不知為何二姐沒去。
晚飯,二姐也沒有在家吃飯。
飯後,二姐也沒有很快回家。
我問母親,二姐呢?母親說,找她同學去了。也就這樣,把一段命運暫時擱在腦後,就像把一個瘡疤暫時用膏藥糊了一樣。也就睡了。月落星稀。窗外是清明夜色。有蛐蛐的叫聲。還有半透明的潮潤的夜氣。睡到半夜時候,也許我剛要睡著,也許我已經睡著,剛好醒來,就在這個時候,我家大門響了。二姐的腳步,輕柔地落在院裡。接下,那腳步的聲響,到了我睡的門口滯重下來,彷彿是猶豫之後,二姐推開了我睡的屋門,進來站到了我的床前。
我從床上坐了起來。
二姐說:“你沒睡?”
我以“嗯”,做了回答。
二姐說:“連科,念高中,姐不去了。還是你去唸吧。”
說完這話,二姐藉著窗光的月色,看了看我。我不知道那時的二姐,看見了我什麼表情。而我,卻隱約看見,二姐的臉上,似乎掛著悽淡的笑容。笑著轉身走時,還又對我說道:“你好好讀書;姐是女的,本該在家種地。”
然後就是漫長的等待高中的開學。在開學的前一天裡,二姐給我買了一支鋼筆,送給我時,她眼裡含著淚水,卻是依然地笑著說道:“好好讀書,連二姐的那份也給讀上。”
現在,三十年之後,我給我的孩子說起這些,他有些愕然,有些不敢相信。不是不敢相信二姐因是女的,方才讓我這個男孩讀書,而是不敢相信,有個漫長的時代,雖是正宗的社會主義,可中國鄉村的孩子,卻是普遍貧窮飢餓,衣無溫暖,食無飽飯,作為父母,普遍無力去供他們的孩子吃飽肚子,並讀完初中、高中。這是一個時代給所有做父母和子女的人,留下的一份被時代早已忘記的社會歉疚。
3 槍斃(1)
上世紀70年代,記憶深刻的,對我來說不是革命,而是飢餓和無休止的勞作。
大姐有病,常年躺在床上。給大姐治病,成了我們家人心中的重心。大姐曾在上世紀60年代的革命初期,同她的同學一起,大串聯到過省會鄭州,因為想家,又擠不上進京的火車,也就只好徒步返回,錯過了她一生見到毛主席的機會。
毛主席這人,雖然偉大,可他不是醫生,不能幫我大姐治病。這就使得我們家的生活,離革命遠了一步,如同鄉村,離城市遠了一步;農民,離市民遠了一步;窮人,離富人遠了一步。但革命的氣息,總還如夏熱冬寒般,風風火火,時時常常地撲進我家院落,撲進鄉村的田野。記得20世紀70年代之初,社會上的“文攻武鬥”,都已漸次地過去,我同生產隊的老少社員,一邊遙望著革命,一邊本能地促進著生產。有一天,在田裡翻著紅薯秧子,不知為何,竟有兩輛卡車拉了革命者的青年,架著機槍,從田頭公路上駛過。突然,他們朝著田野裡的我們,打了一梭子機槍。子彈就落在田頭的草上。草搖土飛之後,當過兵的一個退伍軍人,突然大喚:“臥倒——”社員們就都學著他的樣子,各自臥伏進了紅薯秧的壟溝。起身之後,卡車已經遠去,載著革命者和他們的笑聲。不知這革命從何而來,又到何而去。於是間,生產隊長就對著革命的背影大喊大罵:“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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