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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奶奶，我們種地，你們革命，井水不犯河水，礙著你們啥事兒啦？！”

鄉村，不是那個年代的主體，不是革命的主體。那個年代，和今天的改革開放完全一樣，主體乃是城市，而非鄉村和十億農民。年代中無論何樣歲月，中國的主人翁都是那些曾經在新、舊中國的革命中和革命有過密切聯絡的人。但鄉村，解放前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陣地；而在解放之後，除了“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或多或少，已經有了角色的根本變化，只是社會主角的群體配角，是革命漫無邊界的輻射地帶；只是革命興起時的必然犧牲和最終成就革命的遼闊地緣。“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最深刻的教訓，就是革命出產激情，並不生產糧食。三年“自然災害”時，餓死的人成千上萬。堆將死屍，能築起一個新的三峽大壩。這就證明，無論如何革命，鄉村還要種地。

也必須種地。

要種地，就必須由如我這樣的學生，割草放牛。也就讀書，也就割草與放牛。說不清哪個是正業，哪個才是業餘。在割草放牛中，親眼目睹著父母們的日出勞作、日落而息和無休止的勞動換來的無休止的飢餓。這些所見，營養了那時我內心切實懵懂的一些要逃離土地的心願。也就在這懵懂和迷茫之中，那一年，村裡來了一批知青。

並不認真知道，知青們來自哪裡，但卻相信，他們一定來自城市——洛陽或者鄭州。事實證明，他們確是來自遙不可及的、我夢寐以求的那些城市，六人、七人，家在省會鄭州；還有一個，來自洛陽。他們被村人恭敬地安頓在特意為他們收整乾淨的大隊部裡。村人們敬著他們，就像敬著自己的祖先。因為他們能從城裡給村裡帶來一些買不到的化肥、布匹和火柴等。極度的革命與計劃經濟所導致的物質匱乏，是連種地的農民上街買個燒餅也需要一兩糧票。可是國家，卻只給農民下發勞動的義務，並不下發多少糧票、煤票和足夠的布票以及別的票證和權力。這些東西，知青們雖然不多，但卻多多少少，總是神奇地有著。於是，他們給鄉村帶來了一些農民的急切之需，農民就自然地感恩戴德，不讓他們下田，不讓他們種地，最多最多，就是讓他們在田頭看看莊稼，吹吹笛子，舉起柳枝，轟趕一下落進田裡的飛鳥和竄進莊稼地的豬羊。

3　槍斃（2）

那時我小，看知青們不下地勞動，穿得光鮮乾淨，日子就是在村頭漫步和吹笛，也就漸漸明白，鄉村人是如此的低賤，而城市青年，竟是如此的高貴神仙。我不恨他們生在城市，只是無奈地暗自抱怨，自己生在了這個鄉村。他們吹笛散步，指著從他們面前過去的農民，偷偷笑著說些什麼。到了吃飯時候，午飯或是中飯，村裡各家講些衛生的農民，還要負責給他們燒飯——那個年代的術語，叫做“派飯”。一家一個、兩個知青，一般是一派一週，周後換戶。我母親是村裡愛著乾淨的婦女，每天除了掃地整屋，連我家大門之外，也都要每日打掃一遍。於是，我家就成了最為合適被“派飯”的一戶人家。

有了派飯的任務，母親和病輕的大姐，就要提前忙乎幾天，淘麥磨面，等著知青到我家裡隆重吃飯。一般說來，我們一家人都吃細糧白麵時候，必是春節和一年裡的幾個重要節日。其餘時間，盡皆頓頓都是粗糧，如玉米黃面和紅薯黑麵等。其餘時間能吃到細糧白麵的，就是每逢陽曆五日、十日、十五日的逢五街集，外公從更遠一些的鄉下到村裡趕集，母親才會給外公做上一碗白麵撈麵，或烙一張白麵烙饃。還有就是，父親下地過分勞累時，母親也才會給他偶爾吃些細糧白麵。也有時候，大姐病重，母親會給大姐燒上一碗細白的蔥花面條。

可是知青派飯，輪到我們家裡，卻總是要頓頓細糧白麵。中午一般都是白麵手擀麵條，晚間都是蔥花油燒烙餅。他們吃飯時候，我常常嘴饞得站在邊上盯著他們，翹首以待，想念著吃喝和未來如他們一樣的人生。母親覺得，我站在那兒看人家吃飯確實不好，就總是把我打發到門外的別處，去做些旁它的事情。時日久後，我為了不看著嘴饞，也就在知青到我家裡吃飯時侯，必然地躲著他們，閃到門外坐在一棵樹下，或一堆對面人家準備蓋房的石頭堆上，盯著我家大門，看個時時日日，歲月久長，忖這一個鄉村孩子的心事幼稚，直至飯後的知青從我家大門裡慢慢出來，用手絹擦著油嘴，款款地朝村裡去了，我也才可以急急地回到家裡。

每次回到家裡，都渴望知青們或男或女，在我家有吃不完東西留下。可是，每次慌慌地撲回家裡，他們都未曾留下什麼。這讓我有些失望，不知是母親給他們做的飯食原本就少，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