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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多而聲勢浩大。主張“拒和、遷都、變法”，建議皇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最後形成極有聲勢的請願運動。但是慈禧等人迫使光緒帝批准簽訂《馬關條約》，造成既成事實，並對簽名者實施恫嚇，請願逐漸沉寂。

上書後不久，發榜，康有為中進士，旋授工部主事。五月，他又上第三書。

康有為對皇帝的感情，在第六書中說得清楚，乃是皇帝叫總理各國事務的大臣去向他諮詢，又索要他的《日本變政考》《俄大彼得變政考》，所以康有為頌之為歷朝歷代沒有的事，是大聖人的聖德在播撒光輝，感動在此罕有的知遇之恩。

黃遵憲《雜事詩》寫日本明治維新，“叩閽哀告九天神，幾個孤忠草莽臣。斷盡臣頭臣筆在，尊王終賴讀書人”。

此與德川氏崇儒術有關，讀書明大義，始知權門專權之非。黃遵憲說：“後有布衣高山彥九郎等，力倡尊王攘夷，一倡百合，幕府嚴捕之，身伏蕭斧者，不可勝數，然卒賴以成功，實漢學之力也。何負於國而欲廢之耶？”

但是日本變法成功，其人事結構與中國不同。

康有為變法的經緯

康有為《強學會序》形容列強的虎視眈眈，有謂“況磨牙涎舌，思分其餘者，尚十餘國……人心惶惶，事勢錯雜者不可終日”。

而中國則“孱臥於群雄之劍，鼾寢於火薪之上”。

康有為的意思，這個時候，審時度勢，絕對要重於扼守舊制，也即通今重於考古。審時之重點在於廣植學問以救世。

因為政治的不上軌道，引發甲午戰爭的失敗。其後引起了虎撲狼咬的瓜分運動。

康有為的言論為什麼引起如此巨大的轟動？就是在割地賠款的慘境中，人心惶恐不安，一個人提出不同尋常的救國方案，既合乎古訓，又銜接當時世界潮流。

康先生自有閱讀能力以來，就特別關注這個政治制度的沿革，以及經世致用之學。他和李鴻章成為改革的兩翼，前者是變法運動，後者是物質的改革。

王莽“變法”引起眾怒，成為千古罪人；王安石最後也是一敗塗地。所以，康有為以他的絕頂聰明，一把揪住孔子這位至聖先師。

他的《孔子改制考》，斷言孔子根本是一位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統。他從這一別致角度解釋孔子思想，目的在於*呶呶之口。

強學會之前，康有為自捐資創《萬國公報》於京師，遍送士夫貴人，以梁啟超、麥孟華撰之，日刊送兩千份。又倡設強學會於北京，京朝士大夫集者數十人，每十日一集，集則有所演說。當時張之洞為兩江總督，聞而善之，寄五千金以充會中之用。

《上清帝第五書》洋洋近萬言，中心就是要在悲慘滅亡的邊緣，以求變法圖存。

該文涉及歷史、地理、國際政治，寫法上顛倒回環，輾轉復沓，幾等悲呼慘號。筆法窮極形容，出以治病之方，哀感頑豔。“近者諸臣洩洩，言路鉗口，且默窺朝旨，一切諱言，及事一來，相與惶恐；至於主辱臣死，雖粉身灰骨，天下去矣，何補於事。不早圖內治，而十數王大臣俯首於外交，豈惟束手，徒增恥辱而已”。

“公車上書”是聯署一千多人集體表露心聲，康、梁掛帥，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彙集都察院門前請代奏，“聞局已大定，不復可救，於是群議渙散”（《公車上書記》序），效果並不見佳，以後的上書基本上是單幹，力求直達皇帝本人。

《上清帝第六書》，為統籌全域性折。前五書只有第三書到達皇帝手中，康有為說他屢次力請變法的摺子，竟是這種待遇，所以他痛苦到只有“旋即告歸，土室撫膺，閉門泣血”。

“方今之病，在篤守舊法而不知變”。他苦口婆心，反覆申說，與其是說寫給皇帝，不如說在打消守舊勢力的擔心。他說，舊有的祖法，是拿來框製作為地理意義上的國家的。倘若祖宗傳下來的地盤都被割得四分五裂，那又到哪裡去找祖宗之法呢？若僅守祖宗之法卻不能收祖宗之地，這不是荒唐嗎？但假如說稍微變一下法就能守住祖宗之地，這難道不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嗎？

但是說到變法，皇上積極推行，但大臣們左右阻撓，知識分子良心人士論說傳播，守舊的勢力群起攻之，造謠誣衊，水火相攻，那就是緣木求魚，魚永不可得。

他在第六書中的具體指陳，假如皇帝下決心變法，就應該：其一，在天壇太廟，集合群臣宣誓變法，詔定國是。其二，群臣上書表態度，否則下臺；民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