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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走向最後全面的崩潰。

所以，後來有人替清廷感慨，說是“早知辛亥武昌事，不如饒了譚嗣同”。這當然沒有什麼後悔藥可售的了。到了宣統的末年，他們即使捉住了汪兆銘，那個直接埋炸彈向攝政王索命的人，也在無形的巨大壓力下保其性命，不敢再次上演菜市口的血案了。然而這個時候，也只能道一聲嗚呼晚矣！他們也並不是非要吃了罰酒才舒服，而是蠻橫愚蠢，不具有起落裕如的大智慧。

譚嗣同的代表著作《仁學》，可謂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他以為社會變化的根源在於事物的“好惡攻取”、“異同生克”。“仁”的精神實質是“通”，“仁——通——平等”乃是萬物發展的規律。什麼是發展規律的阻礙呢？就是君主專制所造成的“慘禍烈毒”和三綱五常對人性的摧殘壓抑。專制綱常禮義無非是獨夫民賊用作統治的工具，特別是君臣一倫，更是“黑暗否塞，無復人理”。所以到了變法最後的緊急關頭，譚嗣同夜訪袁世凱，要袁帶兵入京，除掉頑固派。袁世凱假惺惺施以緩兵之計，轉身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隨後慈禧連發諭旨，捉拿維新派。譚嗣同聽到政變訊息後，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他還多方活動，籌謀營救光緒帝。但措置不及實施，計劃均告落空。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心以死來殉變法事業，用自己的犧牲向專制頑固勢力做最後反抗。

關於改良、立憲派與革命派的辯證關係，孫中山先生在1904年和海外華僑談話中有精確的總結。他論證中國人民稟有民權自由之性質，進而說，“推彼（改良派）之意，必當先經君主立憲，而後可成立憲*，乃合進化之次序也；而不知天下之事，其為破天荒者則然耳，若世間已有其事，且行之已收大效者，則我可取法而為後來居上也”（《孫中山年譜長編》305頁）。

事實上，在變法失敗一個多月後，日本志士極力促成改良派走上革命道路，與中山先生合作，康有為卻避而不見。中山先生對之興趣不是很大，但對其亡命海外的處境深表同情，總想給予幫助。當時亡命海外的維新志士，也是譚嗣同的摯友的畢永年等人，則慨然與康有為絕交，轉而拜謁中山先生，加入興中會。

孫中山與康有為，政見迥異。康氏始終持保皇觀點，與同盟會主張格格不入。梁啟超有所不同，變法失敗後他避走日本，在與孫中山等同盟會黨人往還、論辯中，思想逐漸發生變化，至張勳復辟，他與康有為就在政治上分道揚鑣了。晚年他向他的學生談起譚嗣同，陷入深切的懷念之中，承認就已發生的西方史來看，革命沒有不流血的。而譚嗣同的授首，乃是中國革命流血的另一種開始。

康有為上書上上了癮

康有為的家族長輩“剿滅”太平天國有功者很多，榮歸故里，給童年的康先生影響甚大。他在11歲的時候就有了朦朧的政治抱負。

他的叔祖康國器在南海縣銀塘鄉修築園林，大購藏書，有為得以博覽群書。他十五歲時，第二次應童子試，仍不售。十九歲，應鄉試不售。但他這時候寫的文章已經縱橫捭闔，大有澎湃之勢。二十二歲時，他因苦悶一度入西樵山學道，然後一直讀書，研究不輟。二十五歲時取道天津入京，應順天鄉試又不售。回程在上海親見租界及街道之繁華，瞭解西方的興趣大增。

康先生二十九歲時，透過他人向兩廣總督張之洞建議，開局翻譯西書，有意介紹泰西政治制度。他批評從前傳教士所譯之書多為軍事、醫學之類，以為那屬於本末倒置的不切之學，惜事未成。三十一歲赴京應順天鄉試，仍不售，改以書稿傳播形式上書，提請變成法、通下情。書未上達，而影響不小，此所謂布衣上書。沈曾植、翁同龢等人支援他上書，而另一批官僚如許應騤、李文田等則竭力反對，在京的廣東同鄉甚至有提議將他驅逐出境的。而屠仁守因為幫助他起草文折，竟被慈禧太后革職永不敘用。

三十二歲的時候，他四處遊歷，遊覽江南諸名城，繞道武漢。1890年，即他三十三歲的時候，梁啟超等人來從他問學。

1894年他三十七歲了，那時孫中山忙著在檀香山籌組興中會，康有為卻忙著同他的學生梁啟超一起入京參加會試。七月份，給事中餘聯沅提請焚燬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兩廣總督李瀚章下令，康有為將該書自行焚燬。

1895年，他三十八歲，因《馬關條約》之簽訂，激起人民抗議。康有為派梁啟超在應試的各省舉人中鼓動聯絡，聯名上書皇帝，要求拒批這個條約，上書內容為“拒和、遷都、變法”三大事。此第二書就是“公車上書”。因聯絡附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