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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天下哪有那麼容易的事！要不是曾國藩的老謀深算，則清政府只有瓦解一途了”（蕭一山《曾國藩傳》第七章），這裡面有諸般出乎意料的地方。

祖雨宗風，滿是不堪記憶。當年的凌辱與血腥殺戮，致令盜寇滿中原。故排滿為九世復仇，此也符合春秋大義。是和追求天賦權利，有生以來之自由、人類平等的訴求結合在一起的。因當年打壓殺害的慘烈，而不得不潛入地下，再度的反抗，就有一個醞釀、生長、爆發的過程。在曾國藩時代，還未完全破土，必待孫中山及其助手出，方才有公然的大舉，以超越的大智慧從根本著手，解除輪迴式的被奴役的宿命，來造成憲政治國的構架和雛形。

辛亥革命起來，先以“驅除韃虜”的民族主義口號為綱領；但等到民國肇建，採用的卻是善待優撫之法。這是史上未有的共和精神，失卻這種寬容，很難走向真正的共和。美國的南北戰爭，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統一國家的大旗。兩軍相對，殺傷頗巨，一旦南軍言敗，不僅不誅降將，不罪附逆，後臺資助者也不問罪、也不責罰。如此民族精神和向度，洵堪奠定真正的終極目標：*制度。

（六）

曾國藩的時候，雖然令後人扼腕，但他的行為，又是符合這個自然生長的過程的。試比較早前的嶽鍾琪對曾靜的處理，國藩到底進步得多了。“默觀天下大局，萬難挽回。侍與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養幾個好官，以為種子”（《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12，《致胡林翼》）。“今日所當講求者，唯在用人一端耳”（《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

“竊嘗以為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退縮者，果驤首面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為浩嘆者也”（轉自何貽焜《曾國藩評傳》）。

對社會弊端的根本認識，錐心痛憤，故其偉岸，不僅做了晚清的柱石，更在政治思想達於對人本的考量，對人的處境的追問。事實上，如欲澄清吏治、扶持社會正義，其要件端在得人。而專制體制的本質，又在對於人性的殺滅，其所依靠者為暴力*和奴才文化，道德因素的濫用令其等於虛設，除了使百姓產生不切實際的幻覺，不可能帶來實質性的社會進步。明君賢臣，只是曇花一現，其惡果迴圈不斷。此際除了保持文化的傳承以外，體制必與世界潮流接軌，否則無法可想。曾氏深深窺見了帝王專制的病灶病因，但他開不出藥方或隱約覺察藥方當為何者，而不敢開示。這在他那一代傑出的知識分子，其頭腦和心思，跟他們所依存的背景是一對深沉的矛盾。

他的治兵思想和他的哲學思想密切相關，戰後裁軍，那確實是來真的，裁撤善後，俱回原籍；而在徵募之初，就是有業者多，無根者少，“求可為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終之道”，而他本人在戰後，心力交瘁憂老成疾，“困疲殊甚，徹夜不寐，有似怔忪……”（王定安《曾國藩傳略》卷四）。

莊子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在後世的專制國，就更是如此。蓋因專制所實行者，為逆淘汰機制，人間良善與才智之士在社會上總是沒有市場，在政治上沒有空間，而陰險惡徒，翻雲覆雨品性下賤，因而嗜殺成性，這些人相當得勢，而民眾的代價就大了。惡徒儘量獲得佔有空間，進而以聖人自命，僭稱王號，藉以騙塞天下耳目，實則與小民爭錙銖之利，趕盡殺絕，精神勒索，無所不為。故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所以曾國藩既不能徹底反抗，則必空間越來越小，最後還有可能死無葬身之地，於是他選擇急流勇退。

他在人生晚期，討捻軍時，已有力不從心之態勢——當然不完全是生理原因，他述說觀點，已無先前的威重斬截；而指揮部隊，更有心事重重的樣子。所以當時社會輿論隱然期其自主東南，就人才、武裝、大勢觀之都有可能，至少打成個“三國演義”是沒有一點問題的，然國藩不為，後來其天下英雄半入幕的部曲也都漸漸灰心了。人心的承受力很有限啊。

他的病，一半以上是心病，他的力不從心，更多的還是一種困惑。實際上，無論慈禧皇權，還是洪氏天國，對之都是半人半獸難纏難解的實體，兩者各有各的不可理喻。

無論他的文化傳承怎樣的淵厚，心性如何的正大，一時也竟束手無策。他的沉重的疲憊感，實在有著淵深的脫離之念，他雖以清廷為主要“股東”，但其觀念隱約已有馬放南山之勢，紛至沓來的事務，越來越無從措手，主觀上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