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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康、梁等人一直不放鬆，清廷諭“康有為、梁啟超逃海外，肆為簧鼓，刊佈流言，離間兩宮，覆在沿海一帶，倏往倏來，命海疆各督撫懸賞購線，嚴密緝拿，破格以賞，如能設法致死，亦從優給賞”。

專制長期侵蝕，導致國人奴性遺傳太強，凡是竊據高位的*頭子的話語，都要作神聖的解讀。因為慈禧發話了，於是這句話就變得高深莫測，且具有神聖意義了；可悲的是，在概念如此清晰的情況下，有些自稱是改良派、憲政專家者還是一廂情願成狂，把慈禧的“變法”解讀成等同於*。

慈禧完全在暗示或明示光緒帝已經失守，只有她才承傳祖制。所以在她的治下，沒有任何起步的機會，本身完全沒有*改革的任何跡象。可見，慈禧判定西方憲政*模式危害她的*統治，不是誤判，而是“正判”，所以不存在任何“辨誤”的可能。

腐儒們總以為，康、梁等人深刻而高明，得出革命必得專制的深刻預見。他們認為辛亥革命的成功埋葬了立憲派最後的努力，同時也顛覆了晚清政壇脆弱的政治平衡。更說什麼1906年載澤上奏“奏請宣佈立憲密摺”，1907年官制改革、試行地方自治，1908年頒佈《欽定憲法大綱》，政府推行憲政的決心不可謂不大，步伐不可謂不快……云云。好像是革命攪擾了他們的好夢。

也有人說：“晚清主人慈禧太后面對江河日下的政治殘局，一方面死守不放，一方面痛定思痛，也在尋找一個與新事物可以共生的中性空間。如此，便催生了在其本人、在整個清廷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帝制改良：全面實行君主立憲，走虛君共和的道路。這一步，應該說是真正的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假設這一步提前哪怕只有十年，中國的歷史和命運將是另外一番模樣了，又何來後來的辛亥革命？在太后的《欽定憲法大綱》出爐不久，尚沒有能夠真正在全國鋪開和落實，便傳來了革命黨那要命的槍聲……”

虧這些先生說得出口！何謂“尚沒有鋪開”？事實是根本就不會鋪開，也從來就沒有鋪開。

那要命的槍聲？並不是那特定的辛亥槍聲要命，早十幾年的革命黨的運作就是在促使他們政治改革。就算他們虛情假意的口頭改革，也是在壓力之下。並不能說，閣下的假意改革，要人家停下來等您，砍頭、抓捕、流放隨您。哪有那麼好的事？閣下怎麼不早點兒來將就革命黨，甚至稍微將就一下維新派的改良分子？非但不將就，反而大舉砍頭。

稍加一點回顧，就知引文中所說什麼“中性空間”從來不存在。自戊戌變法以後，直到外逃西安時節，慈禧一直想幹掉光緒帝，一連數天召見溥字輩的兒童十幾個人想代替光緒帝，併發電報給地方官和各國使節徵求意見。1899年1月份，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等一千餘人通電反對廢立。清朝將經先生革職抓捕，並命令浙江巡撫將經先生的家產查抄。2月份，懸賞捉拿康有為、梁啟超，命令李鴻章將康、梁在廣東的祖墳挖掘削平，命令沿海各地地方官懸賞十萬兩白銀抓捕康、梁，或將其殺死亦給重賞……

以致兩個月後，梁啟超寫信給澳門的友人，並與唐才常、康有為商量準備暗殺李鴻章，併到處聯絡地方豪傑，準備在廣東生事。這是被逼到牆角無處可退的改良派，近年被一些腐儒堅稱為非暴力的前賢，他們卻準備撬掉李鴻章！

到了4月份，梁啟超寫信給康有為，主張先攻取廣東，並在廣東建立政府。4月底，梁啟超寫信給孫中山，勸中山先生和他們一起幹，但要中山先生同意事成後舉光緒帝為總統，同時催促徐勤暗殺李鴻章。

這時候，後黨首要分子剛毅、載漪、徐桐等人準備利用義和團殺洋人，即所謂“扶清滅洋”，另一派以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為首主張*義和團。6月份，義和團蜂擁踏入北京，清政府幾乎為義和團所控制，張之洞、盛宣懷惶恐不安，提倡東南自保。7月初，清廷命令將流放到新疆的張蔭桓正法。在如此靡亂的環境中，仍不忘報一箭之仇。同時調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和洋務大臣，與各國商請停戰。7月份，唐才常在湖北、湖南一帶謀劃起義，事敗被捕，旋遭殺害。

……

所以，“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帝制改良”並不存在，不可能存在一種最大的改良，已經發生的是要將改良派趕盡殺絕。

事實是，不革命已經處在專制當中。立憲的步伐簡直沒有，還說什麼“不可謂不快”！腐儒們不知，如果康有為不跑，他的腦袋都沒有了，還說什麼政治平衡呢！

可是，誰也沒有面向清政府引頸受戮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