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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後，全國各省紛紛響應，各地制定地方性憲法檔案，即各省約法。這些約法多根據孫中山的三*義精神，結合西方分權原則，同時也考慮各地不同特點。後來各省派代表組織臨時政府，制定《*臨時約法》，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臨時約法》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明確提出了“主權在民”，從根底上否定了主權在君的帝王帝制。因為，革命者要帶給中國的不僅僅是一場器物之變，也不僅僅是一次表面上的制度革新，而是更在於要重新塑造中國的思想和文化——這才是所有改革、改良、新政乃至革命的最高境界，而這種被稱為“軟實力”的價值再造，才真正堪稱偉大的革命，也才能從根本上將中國引向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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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法路徑的再認識（1）

改良人士在戊戌變法慘敗後的十多年裡，不斷地提議與進言，上呈要求立憲的請願書，實因他們仍對專制政權寄予希望，抱有幻想。

其實要改早就改了，不改的永遠不會改變。

回味一下法國大作家雨果的忠告吧：“寄託有時便是斷送。”

清政府公開露出了它的嗜血狂魔面目的時候，相當數量的人士卻仍在宣揚改良合作，他們僅僅是糊塗嗎？客觀上是在為虎作倀，是在幫清廷掠殺百姓。光緒帝和慈禧屬於血親關係，她尚且對他置之於死地，康有為指望一個靠暴力、謊言、宣淫成性的嗜血人格改弦更張，放棄專權*，實施憲政，那無異於向壽衣鋪訂購婚紗，純屬異想天開。

康有為的種種作為，可謂溫和、體貼而又“理性”，可惜慈禧集團並不領情。慈禧一直要康、梁的人頭。1904年6月21日，清政府下詔通告全國：本年十月初十日，將是慈禧太后七旬壽辰，“從前獲罪人員，除謀逆立會之康有為、梁啟超、孫文三犯，實屬罪大惡極、無可赦免外，其餘戊戌案內各員，均著免其既往，予以自新……”真是一語道破天機，這也可以說是對立憲派的一個決絕的表態。

自由、*、憲政，它們的價值，沒有疑義，但自由、*絕對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需花很大的力氣去爭取。爭取過程中會有犧牲，但絕對不能猶豫，否則自由、*就會遠離。

同西方世界近代以降那些堪稱偉大的革命家，如英國輝格黨人、美國開國先賢以及法國啟蒙思想家相比，康有為的作為就顯得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是依靠冥頑分子來實現*憲政呢，還是解體清廷讓*憲政早日分娩？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

康有為的思路，是不是有點本末倒置了？

他並不缺乏政策意識，他缺乏的僅僅是正確、可行的政策意識。不客氣地說，改良派的啟蒙知識分子及其左右，所從事的憲政運動最缺乏的就是敵情意識。致命之處就是把冥頑極權分子當成威權政體，甚至僅僅當成是存在一大堆有待改進的社會問題的正常國家。如此一來，他們首先就把自己當成了這個國家的公民。在充當反對派時，其潛意識中預先承認了*及其法統的合法性，自己也成了帶有怨婦色彩的所謂建設性反對派。殊不知，*者只有敵人，而無所謂合法存在的反對派。

戊戌變法被政變打掉，六君子遇難。1899年9月29日，清政府下詔停止天津閱兵。隨即，聶士成、董福祥、袁世凱均得賞銀。他們都是殺滅政改的有功之臣。

下詔命將張蔭桓發配新疆，徐致靖永遠監禁……說康有為實際為叛逆之首，包藏禍心，密謀劫持太后，命令追拿康、梁，銷燬其所有書籍版片。命令兩廣總督譚鍾麟查抄康、梁在廣東的家庭，逮捕其家屬。李端棻發配新疆。追捕王照，查抄家產。湖南巡撫陳寶箴革職永不敘用，刑部主事張元濟、工部員外郎李嶽端等人均革職敘用。查禁天津、漢口、上海各報館，逮捕主筆。裁撤農工商局……一方面是黃遵憲得到了伊藤博文的幫助，從上海逃到廣州；另一方面，張之洞請求日本總領事驅逐康有為、梁啟超等人。

榮祿請求將聶、董、宋、袁各部為武衛前、後、左、右軍，分駐山海關和小站等地。

1899年的12月，清政府以李鴻章為兩廣總督，未到任由德壽代領。此時梁啟超的《清議報》譴責慈禧太后。孫中山在海外組織興中會，所以清政府派李鴻章為商務大臣，以考察商務的名義，前往各通商口岸佈置抓捕康有為等人。李鴻章派劉學詢赴海外抓捕康有為以及孫中山等人，並說，殺死康有為能被封為公爵。　。。

變法路徑的再認識（2）

殺了譚嗣同等人，並且流放一大批，而對逸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