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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贊成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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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與帝王文化的分界（1）

（一）

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其《中夜不寐》有云：英雄欺世慣，賢聖誤人深。

上句實況，下句武斷。聖賢就其言論而言都是可供參考、可供借鑑的。英雄借為欺人之具，那就和聖賢本人無關了。即令此聖賢不出生，他也會另覓意中人，此一點真可說是防不勝防。

但凡是中國的，都是不好的。當年先進的左翼文人，要“把月亮一筆勾銷”，要清算月亮，進而視賞月和吃月餅，也是封建的、落後的、舊式的。可是林語堂先生反駁他們，“而與女學生去吃瑞士的巧克力牛奶糖，卻是進步的、革命的，因巧克力糖來自西方”。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自然也為其所不容。如此之西化，則此輩所要的西化是何物，也可不問而知了。只要西方的外在，而鄙棄其內裡。

其實這不是他們的文化觀出了什麼問題，而是他們根本就沒有什麼文化，醬缸裡面浸泡太久，或者根底淺薄見風就是雨。

關於傳統，備受抨擊。對其反詰，只需一問：希特勒極喜歡瓦格納的音樂，我們能說這音樂煽動了、鼓動了、發動了他的殺人神經，或給了他殺人的暗示嗎？在美國那樣合理有效的政治框架之下，他們所讀的，總不會是什麼經書了吧？但照樣有很壞很壞的人，極左高燒倘若不是胡佛、麥克阿瑟，不是里根等人的銳眼，並依制度的力量予以掣肘，恐怕是早就一發不可收拾了。

帝王對文化，多是別有用心的，叫花子打狗，邊打邊走。吳虞喊打倒孔家店，我看該打倒的是慈禧太后，是袁世凱、張勳、張宗昌……從秦始皇到袁世凱都有個人的原因，缺德，寡情，惡形惡神。子不語怪力亂神。聖人沒有教他們殺人越貨……傳統文化講求的責任、良知、道義，在他們歷代的統治中何曾見到絲毫的影子？

最切要的是改變政治體制的結構，根源是政體文化，造成這樣的局面，傳統文化中合理的成分，自可繼之，不合理成分，則非而棄之。

傳統家訓的溫、良、恭、儉、讓，和美國的公民教育，我看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美國的家長，不為孩子創業，鼓勵個人奮鬥，與古來士大夫家書“不靠祖宗餘蔭”的想法，也可說是同聲同調的。

制度對了頭，政治上了軌道，文化就不成其為問題。

董仲舒“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阿奎那“外來的客商會使任何人民的道德受到腐化的影響，如果市民專心於做生意，他們就有許多做惡事的機會”。他們都怕錢對人心的腐化。其實不是“錢”，不是那銅錢紙幣或硬通貨，而是人性。因此需要體制框架，在沒有這樣的框架之前，東、西方的哲人提出正人心，多數還是出於好意。但由於沒有框架支援，就會流於玄虛、空洞、說教，或為烏托邦試驗家所利用，於是人民大起反感。

最緊要的是憲政的框架，*的模式，三權分立的制衡，國會立法的獨立，政治*化，經濟市場化，文藝自由化的社會結構。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傳統文化也會變成、也可以變成“建築材料”，即文化建設的基本因子。

日本、韓國甚至柬埔寨、緬甸都已實行大選，我國臺灣地區，他們對傳統文化並沒有恨之入骨，相反，善而用之，善而化之，也就善而享之。

林同濟先生說的中國傳統官僚的四種毒素：皇權毒，文人毒，宗法毒，錢神毒；胡適說的中國的病根在貧、懶、奸、滑……都似是而非，錯在認為罪惡是這些災難的原因。有的是結果，如貧窮困窘，不是原因。又如錢神毒，貨幣實為社會人生之所需要，只是專制下，沒有規矩，沒有遊戲規則，或其規矩制下不制上。就人性而言，除少數聖徒外，沒有不愛錢的，莎士比亞劇本中的那一篇有名的“錢神論”，適用於所有的人群和人性。腰間無銅，困住英雄。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關鍵看在一種什麼樣的機制下去規範人性的負面盲動。所以根子是在體制上，即在政治文化上。從來沒有享受*政治的，沒有資格攻其弊病。然而假如專制得以祛除，享受*政體有日，再觀其民性，則由鬼變人，指日可待。

傳統文化與帝王文化的分界（2）

制度帶有根本性、全面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對於文化亦然。只有將制度先期改變，文化方能隨之啟動；制度未變，而欲變其文化，乃揪己頭而欲離地球矣。只有在改變制度的過程中，實踐中，由人去捍衛，去創立，才能隨之產生新的良性文化機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