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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合理地融匯傳統文化而新生之，再生之。

（二）

嘗見有這樣的一些論師，被極權所壓制，矇昧、懼怕到骨子裡去了，一提到傳統，就要批判，其實不知傳統何物。批判的物件、本體、客體，批判的武器與因由，一律的拎不清，以什麼做批判呢？以何角度切入呢？傳統在不同敘說者的心目中概念大異，應考慮學際分科、知識譜系、歷史現場諸因素，可稍作界說——

一是帝王專制的心事，包括傳統的異化，為野蠻專制，為個人專斷，為迷信極權，為謊言*，為一元的意識形態，為思想枷鎖，為黑金政治，為假象與黑幕……

二是一般民間的生活習俗知識譜系，為工藝、音樂，美術，為由衣食住行而起的生活習俗、習慣……

三是自由知識分子的反專制的抗擊，為抗擊愚民的心曲，為求取自由、民權、*等普世價值的心境，為思想與道德之基礎，為對生命的愛護與尊重，為地方選舉、自由結社、道德感召力，為說真話與摧毀謊言基礎，以智慧勇氣抵抗邪惡……

第一種其實不是文化，而是文化的反面，是野蠻與倒退。之所以後人說要全盤否定傳統文化，在相當的程度上是指專制的惡果。政治上沒有希望，經濟上更沒有指望，老百姓掙扎在這樣的環境中，它滲透在民眾生活的細節與血液中，所以認傳統文化便專在這一點上著眼。請以食物為喻，極權的地域是觀音土，則“封建”的園囿可說得上是五花粉蒸肉了。求自由、反專制的中國文化成了專制王朝的替罪羊。他們將民族奴役與暴君專制的統治實質當成中國文化本身，而專制文化中的奴性成分在逐步遞加，至此而毒汁鼎沸，傳統良性文化則掃除以盡。在肉體消滅的絞肉機窒息中，求保命而不得，談何傳統文化呢？在某種暴力恐怖的威脅下，這種“思想教育”只能是散佈愚昧、迷信、恐怖；更惡劣的是形成了全民範圍，甚至包括兒童的一種腦結石說謊的風尚，極大地敗壞了民族的道德。所以至今還要批判傳統文化者，當其稀薄無以復加之際，就不是批判，而是當以敬畏之心感受補充。

世界本系聯絡融貫之整體，事物也是相互影響、制約、互為因果的關係鏈。所以中國優秀、悠久的傳統文化，孔孟的民本思想、戰爭態度，到明清以降的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直到譚嗣同、孫中山、宋教仁……形成了整體宏觀和取法中庸的賢哲思維。長期以來國人只會機械思維，與辯證認知相背離，談何“融合中西，貫通古今”的思辨能力？他們怎又能領會一切大學問來源於雜交優勢，雜交領域跨距越大，成果越輝煌的玄機妙道呢？

外國的*，固然有其良好的傳統，但也不是生來就有，其嚴酷性，也並不怎麼弱於中國。大型的莫名其妙的戰爭、宗教*……霍爾巴赫、伽利略及《烏托邦》的作者莫爾等人的遭遇，在在可見專制*的嚴酷性。

吏不畏我嚴，而畏我廉；民不畏我能，而畏我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這是一種人格力量，凡正常的國家的吏治都想造成這樣的效果、這樣的境界，然而唯有*國家可以依靠制度和遊戲規則可能使之達成，否則那只是一種理想或說辭而已。薩迪的《薔薇園》中有句名言：“貪婪的人！他在世界各地奔走。他在追逐金錢，死亡卻跟在他背後。”專制制度下，只有這樣的宿命。在沒有制度的框架情形之下，要想靠道德情操建立清正廉潔的防線，只能是一個笑話。

人性有其光輝也有其弱點，那就是“自私”。沒有監督，領導人的人性常常變成私心。政治專制、槍指揮國家和垂簾聽政，這些已經成為晚清以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最大障礙。

現代的政治，本無所用於道德。制度完善的用意，賢者用其閒；不肖者無所見其不肖。但在君主時代的英國，行政幾乎是政治的全部，當政者自決的空間擴大，也少有程式可加以約束。20世紀初，中國人在西方的形象是：醜陋，陰險，狡猾，骯髒，冷漠，麻木，連長相都很難看，在國內則有義和團亂鬧，在西方大城市的唐人街，則有惡棍、罪犯，他們生活在西方，沒有本領，沒有規矩，卻隨身帶去了犯罪的本事。在西方社會，則連黑社會也要守法。政治上了軌道，則無在不有規矩。試將西方人放在這樣專制的環境醬制，相信也一定變得可鄙可惡，由人變成非人的。

希特勒、墨索里尼，相信沒有讀過中國的經書，但他們是那樣的壞，超過了普通人的想象力。

胡適、魯迅、章太炎、蔡元培、梁啟超，南社的諸位，讀的古書如何？而其對*的期求，對社會的擔當，都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