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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魯回憶當辛亥光復後，胡漢民任廣東都督，詳細報告北上情形。對於未來職務，胡漢民提出三個叫他選擇：一是瓊崖鎮守使，一是潮梅綏靖處長，一是廣東審計處長。鄒魯表示他都不願就。胡氏問他欲何之？鄒魯說要做國會議員。胡氏甚為贊同。因為這是*第一屆正式國會，主要任務是制定國家根本*，關係到國計民生問題，極為重要，於是他就趕回潮州競選，結果當選眾議院議員。

由此可見，黨人對憲政是真正的投入和有興趣的。改良派所攻擊者非然也。

那年他28歲，他在選舉後回鄉省親，有一個在官場混過的人就對他父親說，令郎這次回來，必定攜帶很多金銀錢財。他父親問何故。那人說，令郎北伐時擔任兵站總監，又曾任官銀錢局總辦，都是大大的肥缺啊。他父親笑笑，說，決計沒有！等他回家，果然兩袖清風，返家的旅費，還是胡漢民、陳炯明饋贈的。那人便嘆道，真是知子莫若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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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憲何以不成的簡略回顧

康有為依託孔子之光環，以及皇帝的威名尚且失敗。

慈禧以及清廷皇室、士大夫及民間的頑固勢力資本極其雄厚，由慈禧坐鎮，成為一種不可遏制的惡潮。

洋務、變法、惡潮都不能救國，國人注意到孫中山的思想。

中山先生與康有為的區別：康有為不識西文，中山先生對西方的認識來自他的悟性。先生少年時代就出國了，他對西洋的情形及近代化的認識遠在李鴻章、康有為諸人之上。

義和團在北方大鬧的時候，中山先生命鄭士良、史堅如在廣東起事。到了1905年組建同盟會，創辦《民報》。

《同盟會宣言》《民報發刊詞》是中山先生思想的總的基礎。先生提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而梁啟超在《新民叢報》再三攻擊先生的民族、民權主義，認為人民程度不夠，不能實行共和，殊不知訓政就是使人知的一個過程。

義和團大亂之後，國人感覺清政府是民族復興的大礙，他們中守舊的成分好像滾雪球一樣發展。

慈禧西逃的時候，她就下詔變法，一直到1904年的四年內，她裁汰好幾個無用的部門，廢黜科舉，設立學校，派學生出洋，准許滿漢通婚。

到了1906年，釐定中央官制，儲存軍機處，設立十一個部，這當然也還過得去，但他們卻藉此收回了漢人的許可權。

以後的幾年，他們也自在精心策劃掙扎，鐵良和良弼設法將袁世凱的北洋兵權也剝奪了。宣統繼位的時候，他父親攝政王的第一條命令就是罷免袁世凱。

同盟會則在這幾年中積極從事武裝革命。1906年同盟會會員蔡紹南、劉道一聯合湘、贛會黨在瀏陽河萍鄉起義，中山先生在河內成立革命指揮中心。1907年潮州、惠州、欽州、廉州、鎮南關各處起義。1908年河口起義。光復會的活動，以1907年徐錫麟刺殺恩銘為高潮，秋瑾繼之，熊成基在安慶起事。

汪精衛、黃復生謀刺攝政王的時候，中山先生、胡漢民、黃興、趙聲正在南洋向華僑募捐，籌劃大規模的針對清政府的進攻。

黃花崗起義軍事上雖然失敗了，但心理上則大為成功，革命的精神從此深植國民的腦際。

稍後清政府宣佈鐵路國有，本來這也無可非議，不過郵傳大臣盛宣懷的官聲不好。清政府已經喪失人心，民營公司的股東要大失利源，鐵路問題就引起民間反對，成為大革命的導火索。

同盟會策略重點在廣東，這時陳其美、宋教仁、譚人鳳重點開闢長江流域作為革命的策源地，在上海設立同盟會中部總部，譚人鳳著手中游的兩湖。

湖北新軍的蔣翊武在武昌組織文學社，推動革命。湖南焦達峰、湖北孫武、居正組織共進會。這兩個團體都有部分同盟會會員在其中，但指揮關係並不直接隸屬於同盟會的支部，人員之間就有些摩擦。經譚人鳳調解後，兩會開始合作。

辛亥武昌起義的首領是新軍中的下級軍官熊秉坤。他率隊攻入武昌，總督瑞澂、統制張彪及文武官員棄城逃走。

呂思勉《中國通史》第五十三章《清朝的覆亡》中對清王朝最後幾年的政情梳理最為簡明真確。呂先生寫道：

1905年，中山先生乃赴日本，將興中會改組為同盟會。革命團體至此，始有中流以上的人士參加。中山先生說：“我至此，才希望革命之事，可以及身見其有成。”中流以上的人士，直接行動的能力，雖似不如下層社會，然因其素居領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