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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金剛怒目式的批判君主專制的言論。中山先生晚年，向傳統借力的心跡甚為明顯。戴季陶先生解說道：“在思想方面，先生是最熱烈的主張中國文化復興的人。先生認為中國古代的倫理哲學和政治哲學，是全世界文明史上最有價值的人類精神文明的結晶。要求全人類的真正解放，必須要以中國固有的仁愛精神為道德基礎，把一切科學的文化都建設在這一種仁愛的道德基礎上面，然後世界人類才能得真正的和平，而文明的進化，也才有真實的意義。”就是這樣的用意。當孫先生髮動革命推翻最後一個皇朝時，他的理想立刻獲得社會各階層的認同。

陳寅恪所作王國維紀念碑銘中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即反對“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專制主義，亦應是不分地域的知識分子共同追求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真堪泐石為銘。

從孟子的“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直到顧炎武的“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無不是一種分權的原動力。分權者何也？它正是憲政的礎柱，自由的前提。歐洲的立憲國，最初政府也是百般阻撓，至於勢不能支、力不能拒而後乃成。決無笑意寫在臉上而泰然分權與人民的。所以，憲政多由激烈時代人民爭取而成，非由和平時期有司醞釀而成。中國歷史，對知識分子，機緣之吝嗇、專制的膨脹，兩者互動，機緣則微乎其微，專制則惡性膨脹，故從來沒有憲政的既成事實。但我們卻不能因此否定自由與民權的淵源。

國粹派主張復興古學，範圍較孔學為大，乃是復興諸子之學，即重新整理、發掘先秦諸子思想，其重心在以自由批判為手段，以個體的價值為本位，以思想啟蒙為旨歸。蓋當春秋戰國那樣的思想自由的時代，百家爭鳴的真精神也就是思想自由和學術獨立的投射。郡縣建立以後，思想定於一尊。“獨尊”不僅鉗制了人們的思想，且異化或毒化了諸子的基本意義，使之喪失了獨立的地位和價值，成為專制的寄生物、鉗制思想的工具。專權者藉此掩蓋集權或極權的企圖。但歷代更有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們對事勢之所必至洞若觀火。自由思想、自由精神不是沒有，唯因專制強大而長期處於劣勢，未能造成三權分立之格局。但作為一種精神資源，對*的渴望從未遭到毀滅，它和霍爾巴赫等西方賢達對自由的籲求與考量，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它亦別是一種傳統，唯有發揚開掘之，自由的道路才不致衰敗失落，銷沉歇絕。先人的言論和眼光，也象徵著他們追尋自由的勇氣和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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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改良派更無依託

據瞿兌之《杶廬所聞錄》說，李鴻章鎮北洋，專用皖人，甲午之戰，僨師者皆其同鄉。袁世凱繼任後，亦多用皖人，以淮軍衣缽自任，如楊士驤、楊士騎等。

李鴻章耍手腕，袁氏光大之，繼之挾裹北洋兵自重達十餘年，清朝滅亡後，又十餘年，為禍中國，社會不堪。

奕劻父子驕奢淫逸，久為清議所不容，御史揭露之，奕氏欲報復，當時趙炳麟、江春霖、啟霖同在臺諫，號“三菱公司”，頗有正直聲望，朝士大夫相率置酒，賦詩相慰勞。

張佩綸本是光緒初年的清流領袖，曾彈劾李鴻章，晚年卻依附李鴻章為門婿，翁婿交相稱譽。

光緒末年小人跳踉於官場，博取富貴功名，無所不有其極。其路途一是商部，載振主持（背後是奕劻）；另一途是北洋，袁世凱主持，什麼梁敦彥、楊士驤、朱家寶、凌福彭、徐世昌、鐵良……都起來了。

那時節，岑春煊被召留京，授郵傳部尚書，袁黨甚懼，乃購春煊與康有為照片合印之以進慈禧，以此卑劣手段構陷，使其迅速罷官。後來袁世凱的大兒子造假報紙來騙他。再後來的2008年，“正龍拍虎”竟成新的成語，都是有其精神遺傳的。

張之洞亦為李鴻章不滿。當訂《辛丑條約》時，李鴻章一意委曲徇外人意旨，張之洞不同意。李鴻章詆之曰：“香濤官督府二十年，猶是書生之見也！”（這是李發給軍機處的電報中語）。張之洞得知大憤，說：“少荃主和議二三次，遂以前輩自居乎？”聞者以為天生妙對。

李鴻章死了，晚年張之洞與李的繼承人袁世凱同在軍機。袁世凱甚輕蔑，到處說，張中堂是讀書有學問的人，他自己則是為國家辦事的人。這時政途上的人馬，袁世凱到處有佈設，張之洞遠不及。

人性的弱點，在專制結構下放大、膨脹、加速。欲得小人鋪成憲政之路，實為煎冰求火難以想象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