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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講公道、強兇霸道。在這種混亂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標、努力的自信。結果是人品愈降愈低，社會的風氣愈來愈壞”（《觀察》，1947年10月25日第3卷，第9期）。

晚清的迷亂社會，為富不仁，身泰名顯者，哪個不是在投機取巧、無廉恥、無良心的邪惡軌道上越滑越遠？貪官汙吏落馬頻率漸高漸密，其手段之惡劣，心地的狠毒，也越發令小民百姓目瞪口呆。而其東窗事發之前，又有哪個不是裝腔作勢、沐猴而冠？社會情形的極度混亂令基層的無序矚目顯眼，實不知上下其手，引發不安者非高資大力莫辦。江河之中，*政府內，浮在表層者，總是最輕的，而放縱強梁霸道者，其始作俑者，又其誰歟？追其究竟，實因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社會改革而造成。庸俗社會關係學本為稍有良知正義感者所不齒，於今則別有用心者煽其風，鼓其翼，令其熾，大有蔓延怒張不可收拾之勢。衡量是非標準是利益驅動的齷齪關係，而不是人類共有的基本道德準則。如此一來，人心正常的依託漸稀減少。社會風氣毫無公正、公平、公開的氣象，人心因此而加深其失望、無望、絕望！奴才得道，良善向隅。一般社會應是極高尚者和極惡劣者佔兩極，而中人、正常普通人佔絕大部分，今則中人、普通人也身不由己滑向壞人、諂人、無良心者一途，變得毫無心肝，不問是非，巧取豪奪，利令智昏，生存危機如暮色四圍，無處可逃，避無可避，結果人人自危，略無安全感可言。良知、正義感像沙漠裡的井水，望眼欲穿，難以尋覓。欺騙、訛詐、告密、偽善如惡風暴雪之行於曠野，甚易甚速，略無阻遏。強梁暴富者豪奢愈顯嚴重，其毫無顧忌的心態也絲毫不加掩飾，官常不足守，國法不足畏，斂聚無度，居心可誅！而不擇手段的社會風氣更加如雨季河道，隨時看漲。與此同時，原先略略可飽其腹的小民百姓現在卻越來越擔心自己的飯碗，有心講是非、論廉恥的人，日感生存空間的逼仄，其備受排擠，更有活不下去的危機。

從古賢人，到陳誠、儲安平的悲嘆呼求，可見歷史不幸的連續一貫。美國*的締造者富蘭克林以為，“各國皆有凶事預報者，總在預報國家將毀於一旦的凶信”（《富蘭克林自傳》）。而這些惡人不肖之徒正是驕恣傲誕的凶事製造者和預報者。世間良善、賢者、拙者，總以為當國家民族所處地位日見嚴重的時分，惡人強梁可以罷手；殊不知其軀體、精神兩種胃口俱越吃越大，越撐越闊，以為他們暴富以後，就可以天良發現，永遠不會有那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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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天而行的窮途

《杶廬所聞錄》談到，光緒初年，翁同龢、汪鳴鑾好碑板，張之洞好目錄，薛福成、王先謙好掌故……善耆、溥倫好彈唱，那桐一意媚洋，好與西人往還……

清末，端方好金石，端方本紈絝無賴，在做工部郎中時，與盛昱、王懿榮同出差，旅舍無聊，縱談碑板，端氏亦發言，王懿榮大怒說，你就知道搞女人玩演員，吃酒搓麻！你配談啥金石呢？端方拍案大罵，聲稱三年後見。他回京後，到琉璃廠多方搜求，與名家討論，他的錢又多，巧取豪奪，儼然大鑒賞家。他之愛好金石，與其他滿官之愛好鼻菸壺無異，以此表示他的豪奢，並非真有學問心得。

榮祿則好衣飾，成天衣冠楚楚，自覺了不起。整個冬季，每天換一貂褂，衣上佩飾亦換。尤愛玩鼻菸壺，最佳者三百餘具，也是每天換一個使用，八國聯軍打來，倉皇中丟失不少，以後全部補齊。滿洲所謂世胄多如此，胸無點墨，衣飾必精，出門見人，光彩照人，好不威風，與寒士相見，尤覺氣概壓人。慈禧不能正己，臣下相沿成習，遂至朝綱不振。

革命的觀念越來越被人接受，當時的國際形勢也十分緊迫，日、俄、英、法皆與清廷秘密協定條約，日本則吞併朝鮮，俄國則窺視蒙古，英、法也在覬覦西藏，清廷全都擱置不管，並以假裝的立憲掩蓋民眾的耳目，各級官吏日復一日在民間製造對立面，奕劻老奸巨猾，呼朋引類，將各種盜匪引入官場，載洵、載濤皆以他們的親哥哥載灃的關係入主中樞要津，載澤因為他的妻子是隆裕的妹妹，他的勢力也與奕劻相等，這些人都是每天忙著賣官鬻爵，盛宣懷大借外債引起人民反對，於是他們命令趙爾豐入川，肆意屠殺，後來引發了武昌起義，清廷慌不擇路，趕緊起用袁世凱，而袁世凱陽奉陰違。

武昌起義前，內閣總理大臣奕劻、協理大臣徐世昌、那桐上奏辭職，請讓袁世凱執掌大權，說是隻有他才能把中國“引上生活的常軌”，袁氏黨羽舊部也四起呼應，烘托“非袁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