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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可智不可愚，而治天下可愚不可智。使天下皆智而無愚，而天下不勝其亂矣。……夫庸人烏能擾天下哉？擾天下者皆具智勇兇桀卓越之材，使其有材而不得展，則必潰裂四出，小者為盜，大者謀逆，自古已然矣。唯聖人知其然，而唯以術愚之，使天下皆安於吾術，雖極智勇兇桀之輩，皆潛消默奪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後天下相安於無事。故吾以為明太祖以制義取士，與秦焚書之術無異，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則一也。

秦始皇狙詐得天下，欲傳之萬世……以為可以發其智謀者無如書，於是焚之以絕其源……且彼烏知詩書之愚天下更甚也哉？詩書為聰明才辯之所自出，而亦為耗其聰明之具。況吾有爵祿以持其後，後有所圖，而前有所耗，人日腐其心以趨吾法，不知為法所愚。天下之人盡愚於法之中，而吾可高拱無為矣。尚安事焚之而殺之也哉？明太祖是也。

自漢、唐、宋歷代以來，皆以文取士，而有善有不善。得其法者，惟明為然。明制：取士，惟習《四子書》，兼通一經，試以八股，號為制義；中式者錄之。士以為爵祿所在，日夜竭精弊神以攻其業，自四書、一經外，鹹束高閣，雖圖史滿前皆不暇目，以為妨吾之所為。於是，天下之書，不焚而*矣。非焚也，人不復讀，與焚無異也。焚書者欲天下之愚，而人卒不愚，又得惡名；此不焚而人不暇讀。他日爵祿已得，雖稍有涉獵之者，然皆志得意滿。無復他及；不然，其不遇者，亦已頹然就老矣，尚欲何為哉……

此文透露的資訊是，人性如何被奴化、被淡化、被弱化、被非人化、被平面化、被邊緣化，在此軌道上長期執行變成一種不自覺的自覺。他們各得其所，完成了對人性的摧毀控制，專制的種種甚至變成了基因，在現代社會間歇性發作，多處形成潰瘍難以癒合。

廖燕揭櫫專制禍患（2）

焚書之術生產奴才，以制義取士捆綁性情，被奴役著卻以為自由著。所有這些病症都是一個總病根，那就是專制之病。其甘心被愚，無非是利慾、權欲的作為一種回報，為其操控，自然以愚民為事，但以自愚為前提。上得其軌道之人，權力慾都極強盛，而其本質是不讀書的，但對算卦、看風水、驅邪的淺層文化倒情有獨鍾。他們對古代大學者的思想、學說與歷史價值惘然無知。這些官僚僅僅貼著智識者的標籤而已，乃識時務的行屍走肉。

論文字的組織、驅遣、文氣的流貫……廖燕當然不是唯一，但論及識見的深透，直達背景和後臺，那就道個多乎哉？不多也。不平之鳴甚多，而挖掘出個人普遍性的人生悲劇，及所造成的深層原因，同時就有文士由衷推崇：議論多發前人所未發。他的見解，確為江山文藻增色多多。

他的《高宗殺嶽武穆論》，議論也是別開生面。他認為岳飛不是秦檜殺的：“觀秦檜答何鑄，高宗其欲殺武穆者，實不欲還徽宗與淵聖也……實欲金人殺之而已得安其身於帝位也。”（《廖燕全集》10頁）他當時的文友有謂：非具二十分膽識，誰敢如此下筆！可破千古腐儒之見。

他對明清鼎革之際的上層變亂，痛心疾首，拆其病象病因，“在庭諸臣，忠奸不一，議論朝更夕改，率無撥亂反正之才，強敵壓境，輒一籌莫展。及幸寇退，則驕語富貴，黨同伐異，甚至攬權納賄，無所不至，其習牢不可破……”（《廖燕全集》296頁）他的《張浚論》則闡述專制制度的致命陷阱，“從來奸人害正人”、壞人與無限制的君權相結納，“其惡亦漸肆，其後遂至於窮兇極暴而不可救止……”

他筆下的反清復明的志士，處境悲涼，遭遇無形網路，密密匝匝，只有絕望，難以沖決。

“古君子往往有以軒冕為桎梏，入山唯恐不深者。此豈其得已者耶？然人生至不得已而隱，已非人情，況並欲泯其名而不使見稱於世，則其苦有孰甚於此者……”（《廖燕全集》306頁）

他的詩歌，寫景則悲壯痛切，鑲嵌在景句中的悲緒不是搖落，不是斜臥，而是像強勁的海潮一樣，激宕洶湧，不依不饒地撲將而來。他的一律詩說：“胸藏五嶽隱難平，濁酒堪澆取次傾。滿目煙雲供異賞，一天星斗寄奇情。”（《廖燕全集》503頁）。又說，“滿目干戈天侷促，長途風雪客悽其。五更馬上吟殘月，獨木橋邊訪古碑”（《廖燕全集》527頁）。和他的各體文字一樣，蒙絡因清醒的痛苦產生的沮喪。

他的眼光，強勁的穿透能力；他的思索，簡勁的邏輯推導能力；他的追蹤，陡勁的全程打擊能力，古典作家中實屬少見。自然，他也因此而備顯孤獨。

人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