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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為其效力之念昂然抬頭。

但他以他的履歷，這種脫離之念當然不可能發展為實際舉動，反而衍生如磐心病，竟至憂鬱成疾，他的脫離之念，就以犧牲老命的代價為最後之結果。

“與洋人交際，其要有四語，曰言忠信，曰行篤敬，曰會防不會剿，曰先疏後親”（《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18）。對外交際，薄物細故，他主張不必計較，唯事之重大者，則當出死力與之苦爭。其態度、心理方法都與林則徐有很相似的地方。曾氏在天津辦理外交糾紛時，為洋人所說幾句公道話，同時也違心處理民望甚高的地方官員，引致各方怨恨，而導致他心中的觳觫，非言可喻。

蕭一山先生說，曾國藩遣散湘軍，用心很深，也有諷刺李鴻章腳下的淮軍之意。而且，解散以後，湖南人鬱悶慘切，相率加入會黨，這是在為淵驅魚。“我們並不是故意找理由為曾國藩辯護，從全盤歷史上看，他確實有他的機栝，他的辭節制四省之命，一方固然要防外中內輕之漸，同時並有與賢才共天位之意，天下的事情多麼繁賾，盡一個人能包辦得了嗎？……這種恢廓的思想和豁達的態度，真不愧為中國文化的代表人物，也可以說是理想人物了”（蕭一山《曾國藩傳》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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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嗣同的人格理念

雖然同屬於改良派的陣營，但譚嗣同和康有為的性格及行為方式還是大有區別的。

戊戌變法的失敗，與改良派失策有關。康、梁作為光緒帝事實上的幕僚，想當教主，而性格一根筋，操作更是笨伯，一意孤行，那就有好看的了。變法期間被光緒帝倚為股肱之臣和智囊核心的康有為，成為變法運動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作為戊戌變法的靈魂人物和不可替代者，康有為的一言一行，對戊戌變法都有關乎成敗的影響。

當時的慈禧太后，乃是清廷的最高權力的擁有者，權欲極強，說一不二，臥榻之側豈容他人染指。康有為要搞君主立憲，首當其衝的乃是與慈禧關係的調理，要麼不顧一切以非常手段置之於死地，要麼變更路徑低首下心曲線抵達，但康氏不此之圖，反自肇端就觸犯實權派的大忌，等於將改良派急需之最高權力，猛然推到了改良運動的對立面，膠柱鼓瑟若是，戊戌變法焉有不敗之理？

他早先反對或者瞧不起辛亥志士的鐵血手段，所以在變法危急關頭，首先想到的是袁世凱，“乃屬譚復生入袁世凱所寓，說袁勤王，率死士數百挾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康南海自編年譜》）。殊不知袁世凱是個勢利小人，比他更鬼。光緒帝在得到康有為的暗示之後，囑託袁世凱，朝廷一旦有“意外之變”，他就即刻帶兵進京。

甚至到了辛亥革命爆發之際，他給黃興寫信，還建議採取虛君共和制，以孔子的後裔假以皇冠，為一種榮譽及象徵，實際政柄則操之責任內閣。

譚嗣同慷慨赴難那年，他才34歲！短命的戊戌變法在慈禧太后的政變聲中流產，譚嗣同將自己的文牘交付梁啟超，囑其東渡日本避難，自己則選擇慷慨赴義。他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日本志士曾派人與之聯絡，表示當保護營救，他毅然回絕，並告來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1899年9月24日，譚嗣同在北京瀏陽會館被捕，四天後在菜市口殉難。

他的青少年時代，大半在甘肅度過。他的父親譚繼洵在甘任按察使、布政使，他即隨父在府中讀書。他也曾朝著西北的更西方向馳驅，遠走大漠邊塞；也曾和僕從一道，張弓縱鷹，與邊民同在凜冽朔風中疾馳競獵。他曾率僕從數人騎馬出塞，在冰天雪地中往復七晝夜，行程1600餘里，返回後，髀股被馬鞍磨至血肉淋漓。

他在被捕候刑期間所題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是何等氣概。十餘歲時，他即對王夫之的思想大感興趣。一方面是壓抑了兩百多年的民族主義思想的抬頭，一方面是經世濟民的學問深植胸中，他順理成章地厭憎窒息人性的八股科舉，曾在課本上寫下“豈有此理”。後來他和北京的義俠大刀王五相交善，成為生死不渝的摯友，基礎就是他的學養所致，尤其是其中民本思想影響最大。

後來梁啟超向他的學生吳其昌談及戊戌人物。梁先生說，大難臨頭，光緒帝央求英國使館護送康有為出京，並未求日本使館。但當時日本使館早奉有保護*之密令，於是自獻殷勤，努力營救。

梁啟超最欽佩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