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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同，他說譚嗣同和他在使館住了兩天，日夜商量救皇上之法，並計算康有為的行蹤。一次，譚嗣同忽然想到了什麼，回房中良久，出來叫使館僕役往某衙門投文，並對梁啟超說，還必須告他自己的老爹一狀！梁啟超茫然不知何意。事後傳說譚父告其子嗣同忤逆，斷絕父子關係，才得免受牽連。於是明白，那天譚嗣同閉門所幹的就是這件事。真是血熱而心細，身殉祖國而保全老父，再沒有像他這樣義烈的人了。

先賢變法的心曲及價值

清廷翰林院編修徐致靖可以說是維新派和宮廷之間的橋樑。1897年，德國侵佔膠州灣，他以外患日迫，亟思“變法圖存”，促成他次年上疏光緒帝明定國是。他主張破除資格，向光緒帝推薦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黃遵憲、張元濟等人。他建議光緒帝將這些維新志士置諸左右，以資顧問，籌措新政，認為“苟欲變法，必廣求湛深實學、博通時務之人而用之，而後舊習可得而革，新模可得而成”，又請“廢八股，改試策論，裁汰冗官，酌置散卿，宜練重兵，以備邊患”。

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上書《請明定國是疏》（康有為代擬），請求光緒帝正式改變舊法，實施新政。上書後的第三天，光緒頒佈《定國是詔》，表明變更體制的決心，這亦是“百日維新”的開始。之後光緒帝召見康有為，調任他為章京行走，作為變法的智囊。其後又用梁啟超、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等人，協助維新。

新政內容主要涵蓋教育、軍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體制，但其最終目標，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推行君主立憲制，說白了就是要看住統治者，將其權力做相當的限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把他們關在籠子裡的夢想”。

時代的發展真是極為弔詭。日本明治維新時代，差不多正是中國的洋務運動時代，明治維新所啟動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改革，是在考察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制度後參照進行的，而洋務運動僅僅“師夷長技以自強”，重在改良生產技術，兩者進行的後果相差懸殊。

到了甲午戰爭，日本大勝，所依託的底氣，就是來自於明治維新的全面改革。洋務運動未能根本改變中國的落後，於是出現了要求從更基本層面，包括政治體制上變法維新的聲音。

這是戊戌變法的心理背景。但即使順利啟動改革，也比日本晚了三十年，何況它又只是一場悲涼的失敗的改革。康有為向光緒帝贈送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考》以及《泰西新史要覽》的譯本和其他各國改革書籍，這令光緒傾向以明治維新為改革的藍本。

並非中國無人，並非中國知識界的智慧不及日本。鄭觀應等一批人，啟動了當時社會的第一波啟蒙運動。啟動的儲備期，尚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前。他們以精準的觀察，猛烈如颶風的文字提出時代的警告。由於他們的警覺，才迫使清政府著手觸及一些改革措施。辦洋務，將現代工業帶進改革。

變法雖然失敗，但歷史是沒有回頭路可走的。在戊戌變法前幾年刊行的鄭觀應所著《盛世危言》，書中縱論學校、考試、藏書、公舉、郵政、農工、鐵路、保險、邊防、練兵……卓見迭出，系統有致，洵為同盟會大舉、黨人報刊大量出現之前，最為恢弘峭拔、言之有味、言之有物的著作。他所反覆推揚的，卻是“君主權偏於上，*權偏於下，凡事上下院議定，君謂如實內即簽名準行，君謂否，則發下再議，其立法之善，思慮之密，無逾於此……”他最看重的是“此制既立，實合億萬人為一心矣”。當時日本羽翼漸豐，國力漸強，鄭先生即直截點明其“步趨西國”的制度的決定性，及憲政文化的普適性。他超越同儕之處在於，強調立憲為首要的議會政治；以此為背景，傳媒、商業、文化……方有真正依託。故張之洞讀畢《盛世危言》後由衷嘆曰：“論時務之書雖多，究不及此書之統籌全域性擇精語詳。”這樣的思潮已深植知識界的心胸。

改良與革命的辯證

一般輿論認為，戊戌年要求變法、要求改良，還是保皇主義者，還是要把愛新覺羅的大清朝保下去。這個要分兩步看。

從變法的內容上看，就只是保江山的殼子，而內在的實質都要改變。譚嗣同的保皇是要保改革派的年輕皇帝，卻不保皇朝那種至高無上的體制，在某種意義上，他和同盟會的訴求有重合之處，只是到達的路徑大異。譚嗣同求仁得仁，康、梁卻溜之大吉。也不是說他們的逃逸就不對，實在是沒有引頸受戮的義務。再說變法雖然失敗，但也不能畢其功於一役，留得青山在，異日尚可捲土重來。但譚嗣同是自己的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