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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儒，秦朝也甚短命；而清朝在二百六十多年中僅大型文字獄就製造了一百多起，直接殘殺數萬人，僅莊廷瓏一案，就有數百人遭株連。

清朝的文字獄，加劇了國人的奴性和愚昧，極大地毀傷了社會的活力，造成了中國二百多年的大愚昧、大停滯乃至大倒退，直接引發了綿延至近現代的百年屈辱、苦難。

明朝的知識分子，結盟立社，他們的勢力往往足以制約官吏，所以明朝知識分子有相當的威勢和聲望，明末的知識分子在東南一帶經過數十年才逐漸平定，清朝統治方法一方面用吏治來誘惑，一方面恐嚇殺害，智識者逐漸退盡明朝的囂張氣概。清朝建立臥碑來壓制知識分子，裡面規定學者、儒生不能輕易介入官司，軍隊或民間一切事物不許儒生上書陳言，否則逮捕治罪；儒生不許糾集黨人立門結社，不許干涉、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自行刊刻，違者提官治罪……清廷為所欲為，而智識者生存空間愈狹，一般的無知小民更不敢官方理論了。

所以清廷摧殘知識分子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但是他們沒想到最後滅亡在知識分子手裡面。

專制實體的朽壞，無論內外因，總不能維持其命運於永久。當時外族來侵略，令明帝國解體，後則混雜通婚融合之。但他們當時洶洶而來之際，無論明朝怎樣腐朽，他們前來，卻並不是推翻專制、打擊腐朽，不過是乘其危而遂其欲。城破之日，遷怒於老百姓，放肆殺戮，可百姓並未得罪他們。今有人以當下眼光視往事，他們今天完全不能想象先人是怎樣從那場浩劫中活過來，煞有介事以為前人抗清錯誤。難倒應該引頸受戮嗎？須知，他們是殺戮來的，是竊掠來的，是*來的，是蹂躪來的，是持刀揮鞭來的……不是送壓縮餅乾，也不是送美國罐頭，更不是送自由的生活方式而來的……他們所依賴為統治合法性的背景，乃是皮鞭大棒和刀槍炮。

左光斗在京擔任主考的時候，在郊區的廟宇裡遇到複習應考的史可法。風雪嚴寒，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左公即解下貂皮袍子蓋在他身上。後來考試時又將他批為第一。他已看出文卷中的擔當，等到左公被魏忠賢構陷下獄，備受酷刑，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脫盡，史可法去探望他，嗚咽不止。而左公以糜爛之國事曉諭，力促其離開。史可法後來流涕告人：“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這是方苞的名文《左忠毅公逸事》所載。可窺史可法的精神資源之所由來，他的良知以及作為民意代表的分量。

史、瞿、鄭這幾位樑柱，國難當頭，他們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也並非盡為一家一姓之天下，實在也是對深重民瘼、人間疾苦，念茲在茲，而作悲壯的一搏。制度決定人的命運，而非完美度。完美度，也不能替壞制度背黑鍋。

顧誠先生乃做學問的典範，他著《南明史》，看了一千餘種相關資料，有的相當偏僻。端的是皓首窮經，令犄角旮旯資料無遺類，即資深同行專家也極為讚佩。這本來是他所獨有別人略無的巨大優長。但其問題在於，一者綜合辨別能力稍遜，不能以調和鼎鼐之力手定乾坤；一者運用資料闡明觀點時嚴重走偏，令其價值失色不少。所以他的強勢未能轉化為優勢，徒呼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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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惡內外

關於賢與不肖，司馬遷很早發出深深的嘆惋，他說：

“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孅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誷主上……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他在這篇《日者列傳》中，不僅感慨賢與不肖的顛倒，而且還對世人認識的偏差深感憂慮，因為“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

陳寅恪先生悲道德、風習紛亂變易之際，世態出現可怕的大幅滑落：“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於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之標準及習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見《元白詩箋證稿》，82頁）

此種對世道人心的深悲大痛古人率多申發，哀吟長喟累世不絕，代不乏人。司馬遷太史公大著中常見，韓愈文中也多表露。《楚辭》謂“群小流言飛文”，群小，即陳寅恪文中“不肖者巧者”；又《鶴林玉露》卷九論末世風俗，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