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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這個領導人（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說 2。25　萬人（不含軍人）享受供給制。

② 謝爾登：《革命中國的延安道路》，第　142—143　頁。

年或　１９４６　年，周恩來的主要職務是中央統戰部以及與之緊密相關的敵佔區工

作部部長。他確認統戰工作的重要性，並暗示在他的前任的領導下這被嚴重

地忽略了，因此他反覆號召要積極發展和恢復各級統戰部。①

由此可見，統一戰線並非只是一項戰術措施，而是處於弱小和危機時期

的一種具有特殊價值的總戰略的一部分。從地方事務到國家政策的每一個具

體問題都可以分析為有三個組成部分：黨及其堅定的支持者，佔大多數的中

間階層，以及“死硬”的敵人。目標是透過贏得儘可能多的中間分子的支援

或保持中立來孤立“死硬”派。然後孤立之敵就可能被各個擊破。早在　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毛就斷言：“統一戰線問題，武裝鬥爭問題，黨的建設問題，是我

們黨在中國革命中的三個基本問題。正確地理解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關

系，就等於正確地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②然而這項戰略的運用則是戰術性

的和極為靈活的，目標是經過仔細限定的團體或組織。正是因為統一戰線是

為革命的長遠目標服務的，它避免了意識形態上的公式化，在各種情況下試

圖發現和利用那些可能推動黨的事業的人物、問題、誘因或壓力：

過去，通常的做法是進行政治性的交往；極少人去做交朋友的工作，甚至達到冷淡不願意與

人合作的程度。今後，我們必須利用一切可能的社會關係（家庭、同鄉、同學、同事等等）和社

會習俗（送禮、過節、分擔困難、互助等），不僅與人建立政治上的友好關係，而且要與他們成

為私人朋友，這樣，他們才能對我們完全坦誠相待，說心裡話。③

按照這種精神，１９４０　年春中共公佈了“三三制”。根據這個方案，政權

的民眾機關——但不是黨或軍隊——如有可能，都應由　１／３　共產黨，　１／３　非

黨的左翼進步人士和　１／３“不左不右的中間派”組成。如毛所解釋的那樣：

必須使黨外進步分子佔三分之一，因為他們聯絡著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我們這樣做，對

於爭取小資產階級將有很大的影響。給中間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於爭取中等資產階級和

開明紳士。……目前我們決不能不顧到這些階層的力量，我們必須謹慎地對待他們。①

因此，這項政策的目的在於使根據地政權更能被農村人口中的上層人士所接

受，但它也表明共產黨並未放棄領導。在實踐中，這一代表制的變化是很大

的。毛的指示本身已指出“上述人員數目的分配是一種大體上的規定，各地

須依當地實際情況施行，不要機械地湊足數目字”。

在陝甘寧，１９４１　年後黨員在民眾機關中的比例一直相當好地遵守為中共

黨員規定的　１／３　的指標。在少數情況下，當選的黨員從代表大會的席位上退

出——加以公開的鼓吹——以便更符合要求的比率。邊區領導覺得這項政策

相當有助於減輕由於大量增稅受到沉重打擊的中上層農民的恐懼並贏得他們

的支援——儘管較為貧苦的農民擔憂以前的地主和土豪劣紳會逐漸恢復他們

的權勢。他們的政治命運的這種部分真實、部分象徵性的改善與其產品增長

的份額結合在一起，使這些社會階層規規矩矩——特別是因為他們幾乎別無

① 見範斯萊克：《敵與友》，第　116—121　頁。

② 毛澤東：《發刊詞》，《毛澤東選集》第　2　卷，第　597　頁。

③ 引自中央統戰部　1940　年　11　月　2　日指示。見範斯萊克：《敵與友》，第　269　頁。

① 《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毛澤東選集》第　2　卷，第　736　頁。

選擇。

那時把　１９４０　年至　１９４４　年間陝甘寧在經濟上、意識形態上以及組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