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部分(第2/4 頁)

他用尖銳的打油詩揭露村中要人多年來欺騙從

區裡來巡視的共產黨幹部。

級的不同部門相互之間在工作上經常產生困難。這種傾向主要表現在黨與軍

隊之間，八路軍幹部經常瞧不起地方上的幹部。如果　１９４２　年　４　月發表的一份

調查有典型意義的話，士氣低落也是個問題：在中央財政廳，被調查的黨員

中有　６１％說他們自己對被指派的工作“不安心”①

為克服這些困難，實施了兩項緊密相關的新政策，它們都明白無誤地帶

有毛澤東的印記。這兩項新政策均於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整風運動前幾個月開始。

第一項稱為“精兵簡政”，旨在減少政府和軍隊中的官僚主義。第二項是“下

鄉”，即要幹部更加深入農村，部分地是把許多從上層精簡下來的幹部下放。

這兩項政策結合在一起，把許多政治和經濟任務分散下去，從而為垂直的指

揮機構與每一級的橫向協調之間提供較好的平衡。在這個過程中，許多政府

和軍隊的幹部被命令回到生產中去；對大部分人來說，這意味著從事農業、

墾荒或原始工業。特別要下放到基層去的是年輕的知識分子，他們既可在農

民中經受艱苦條件的磨鍊變得堅韌起來（一項矯正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形

式主義的措施），也可貢獻他們當地所急需的聰明才智以指導農村事務。

這些工作在　１９４１　年、１９４２　年和　１９４３　年冬被積極地推動，時間安排與農

閒季節一致。軍隊被命令以中世紀“屯田”制的現代形式儘可能多地生產出

自己的口糧和其他給養。位於延安東南約　３０　英里處的南泥灣是實施這一計劃

的模範。八路軍的第　３５９　旅被指派在這裡專門從事農業和基本工業的生產達

數年之久。到　１９４３　年，該旅聲稱所需之物的　８０％左右已能自給。甚至煙癮極

大的毛澤東也在延安他住的窯洞外面象徵性地開闢了一小塊土地種植菸葉。

雖然沒有過硬的證據，但這些政策無疑收到了某些實效，特別在組織和

動員方面。“然而並未報導總的成績，而是強調像南泥灣計劃那樣的示範性

成就，並且〔反覆〕宣傳‘精兵簡政’政策……也暗示了進展或許並非那麼

顯著”。 １９４３　年初，在第三輪“簡政”期間，一位高階領導人承認，專職

幹部的數量已由　１９４１　年的　７９００　人增加到　８２００　人。①

考慮到陝甘寧這些改革的總的基調以及強調“群眾路線”和“從群眾中

來，到群眾中去”，令人驚訝的是群眾組織本身似乎並未起重要作用。我們

手頭只有　１９３８　年陝甘寧這些組織的資料，據說當時人口的　３０％（１４０００００　人

中的　４２１０００　人）參加了農民協會；與此同時，大約　２５％的婦女和　３２％的男子

分別是婦女組織成員和兼職民兵。“人們懷疑這些組織大部分徒有虛名，他

們的功能基本上被政府和黨所接替……在活動頻繁時期（像　１９４２　年減租運

動）之間，它們的成員和組織大量存在於紙面上。”②

統一戰線。與國民黨日趨惡化的關係及受日本強化治安的打擊，使黨更

注意統一戰線的工作，而不是更少。自　１９４０　年中期起，中共首腦機關一再發

布秘密指示，強調對待“友軍”、對待除最親日或最反共的組織以外的一切

組織以及對待社會各階級和各階層的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性。統一戰線工作

部是在　１９３７　年在中央委員會之下成立的，在下級組織中也同時成立。這項工

作的重要地位可由下列事實看出：從　１９３９　年末（當時王明被調離）直到　１９４５

① 《解放日報》（1942　年　4　月　3　日）。這次調查也顯示　87％黨員在抗日戰爭爆發 後入黨；39％是文盲。這

是我所知的唯一的這類“民意調查”。

① 引自施蘭：《遊擊經濟》，第　193　頁。關於人員資料，見謝爾登：《革命中國的 延安道路》，第　2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