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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淨化和皈依。毛將這個過程比喻為治病：“說理〔原文如此——原作者注〕

的首先一個方法，就是重重地給患病者一個刺激，向他大喝一聲，說：‘你

有病呀！’使患者為之一驚，出一身汗，然後好好地叫他們治療。全部的目

的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對付

敵人是必要的，但不應用來對付自己的同志。

毛的神化當然不是在整風運動中突然出現的。他本人的愛好權力的天

性、他在建立一個有影響的並起作用的聯合體中的成就，以及他的政策的成

效，是他在長征後的幾年中逐漸上升到不受挑戰的突出地位的主要原因。如

上所述（見前《與國民黨的“磨擦”》），蔣介石地位的平行上升也起了作

用。隨著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蔣頃刻間成為具有世界聲望的領

袖和中國抗日的象徵。到　１９４３　年晚些時候，蔣在開羅會議上被公認為四巨頭

之一，而前幾個月他那本著名的——或臭名昭著的——《中國之命運》的發

表則是他試圖成為國內唯一領袖的大膽努力的一部分。毛和中共有力地抵制

了這種要求。①露骨地說，如果有對蔣的崇拜，必然也有對毛的崇拜；一個無

名的“黨中央”可不行。

政治和組織問題　。我們已經看到，共產黨控制地區的政權是透過各級

黨、政、軍以及群眾組織的互相連鎖的機構行使的。這些機構在陝甘寧比在

敵後根據地發展得更好，而且它們上面就是黨中央和八路軍總部機關。這些

組織比舊王朝或民國的要全面和有效得多。就它們徵集——或要求——老百

姓的眾多成分廣泛參與的特定意義而言，而不是就被統治者選舉他們的最高

領導人或決定政策而言，它們也是民主的。然而政治控制和群眾支援的現實，

與黨本身設定的標準以及它試圖表現的公眾形象有相當的差距。丁玲和王實

味等知識分子敢於以黨所不能接受的方式公開暴露的正是這樣的一些缺點。

然而，在黨的機密材料中，黨的各級領導人也坦白承認類似的障礙。

問題之一是不斷滋長的官僚主義和蔓延的墨守成規。這種迅速擴張的幾

乎不可避免的後果不僅表現在管理陝甘寧邊區本身，而且還表現於指導遠離

延安的各個根據地的越來越廣泛的戰爭活動。許多幹部是“脫產的”，這對

面臨經濟困難的落後地區老百姓說來，是一種沉重的負擔。①

問題之二是政治結構未能完全深入村一級，通常停留在上一級的鄉，鄉

管轄不定數量的村。黨中央對縣與鄉之間的行政“距離”也很關注。②此外每

一級活動的協調也因強調等級制而受阻礙。儘管主要組織機構有相互連鎖的

性質，但每個機構都有它自己的垂直指揮系統，它主要對該系統負責。③同一

① 毛澤東和他的支持者（特別是陳伯達）很認真對待這一挑戰，或許想利用它 在黨內提出不要作出危害毛

澤東或損傷他的形象的行為。晚至　1945　年（中共 七大上），毛澤東承認“國民黨仍然有頗大的影響和實

力……我們一定要降低 國民黨在民眾心目中的影響和地位，達到提高我們的影響和地位”。見懷利 《毛

澤東主義的出現》，第　218—225　頁。

① 只可能粗略估計。黨籍並不直接有價值，因為許多級別低的黨員參加生產。 1941　年末，有大約　8000　名

官員支領穀物俸給（謝爾登：《革命中國的延安道 路》，第　152　頁）。這個數字顯然不包括黨的高階幹部，

也不包括大約　4　萬名 守備部隊，直到這個時候他們大部分也是非生產者。因此，總數可能達到　5　萬 人。

在　140　萬人口中，大概　1/3　弱為　15　歲至　45　歲的男子。這樣，陝甘寧壯丁 可能有　10％脫離生產。

② 村級的規避行為在民間作家趙樹理的受到官方讚揚的短篇小說《李有才板 話》中有生動的描寫。

③ 這位虛構的主人公是一個貧苦不識字的農工，擅長板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