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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透過暗示，堅持個人的意志自由以及知識分子作為社會批評家的作用，

恰如他們戰前在國民黨統治區曾經做過的那樣——這種做法當時曾得到黨的

讚許。

然而，那些　２０　世紀　３０　年代初期在上海曾經受到讚賞的做法，１０　年後在

延安成為不可接受的了。這些知識分子肯定已感覺到他們是在冒險，但是他

們幾乎不可能料到黨的反應有多麼嚴厲。他們都受到嚴厲批判並被迫公開認

錯，儘管大部分人最後又恢復名譽。與大多數人相比王實味不那麼知名，但

更具腐蝕性，在群眾大會上他被反覆批鬥，侮辱，監禁，並於　１９４７　年被秘密

處決。

如果毛的二月講演和黨的其他指示未能恰當地教育知識分子，毛準備走

得更遠。１９４２　年 ５　月，毛在長篇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採取

了這些步驟。他在這一報告中明確細緻地規定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知識分

子的作用。這篇講話在毛有生之年都具有權威性，而且在他死後還繼續產生

影響。簡而言之，《講話》否定思想脫離社會階級的獨立和自主。人只能從

階級觀點說話或寫作；知識分子認為他們能站在某種客觀中立的立場上是完

全錯誤的。既然如此，藝術就是政治的一種表現形式，於是問題就變成它將

代表哪個階級。革命的知識分子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立場，因為否則他們就是

為資產階級和其他反動階級服務，甚至他們否認他們在這樣做也不行。其結

果是，文學和藝術的最終仲裁人和指導者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

因為它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和集中意志的體現。

關於知識分子，毛就這樣改變了形勢：他們現在是批判的靶子，不再是

獨立的批判者。只要知識分子願意扮演中共所規定的革命的勤務員的角色，

他們是需要的，而且是受歡迎的。他們的創造力和他們的技能並沒有被否定，

但這些才能只能在黨所設定的限度內加以估價。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是文學

和藝術的主要模式，被賦予自然主義的中國形式，這種形式能馬上為群眾所

理解，並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表達，而不是用上海沙龍的語言。這意味著知識

分子必須到農民和工人中去，吸收他們的語言，並體驗他們艱難的真實生活。

總而言之，毛正在更普遍地號召黨的知識分子和黨員進行改造。

到　１９４２　年　４　月，中央委員會已經公佈了　２２　個檔案，做為幹部學習和考

核的基礎。①用來教導他們的手段包括現在為大家所熟悉的小組學習和鬥爭

會，通常包括“批評與自我批評”。②與同輩的壓力相結合的直率的教誨、自

我檢查以及強制性的勸說都企圖造成程度越來越高的精神緊張，直到思想得

而沒有他們的同意，持 不同意見者不可能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文章。丁玲是該報的文化版編輯。

① 見康普頓：《毛澤東的中國》，第　6　—　7　頁。

② 整風文獻中，有毛澤東文章 6　篇，中央委員會檔案 5　篇（可能全部或部分由 毛澤東執筆），劉少奇、

陳雲和康生各　1　篇，宣傳指南　1　篇，軍隊報告　1　篇，斯大林　3　篇，列寧和斯大林　1　篇，季米特洛夫（共產

國際領袖）1　篇和《聯共（布）黨史》的《結束語》。四篇蘇聯文獻是後來加的，似乎是後來想起來的。

到淨化和皈依。毛將這個過程比喻為治病：“說理〔原文如此——原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