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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

當這些發展達到相當成熟的程度以後，而不是以前，對數量有限的縣以

下的行政職位和代表大會代表進行直接選舉。上一級代表大會代表——在他

們所在地——由下一級代表大會間接選舉。雖然代表大會名義上監督同級行

政委員會，但後者明顯握有實權，代表大會很少開會，像個共鳴器，批准擬

議中的或業已實行的事項。儘管偶爾有不正規的事情，但黨真正按程式進行

選舉。不過候選人的名單事先經過仔細篩選，而且幾乎沒有什麼席位可供競

爭。作為替代，選舉運動被用來教育當地民眾，並讓他們投入這一政治過程：

受指導的參與是根據地民主的特點。選舉運動於　１９３９　年在晉察冀開始，但全

邊區代表大會直到　１９４３　年才召開——這也是戰爭期間唯一的一次。晉冀魯豫

的分割槽選舉開始稍晚。在華中和山東的根據地，地方選舉開始得相當遲，到

１９４２　年才進行。除陝甘寧和晉察冀外，其他根據地都沒有選舉過全根據地範

圍的代表大會。

像在陝甘寧那樣，儘管貧農心存疑慮，作為重新重視統一戰線的一部分，

在根據地都實行了“三三制”。像統一戰線作為一個整體那樣，三三制決不

意味著損害黨的控制和領導，而是使它更有效。但是在根據地，執行三三制

不如在陝甘寧那樣徹底。在五臺區（晉察冀的一部分）的　１３　個縣中，１９４１

年選舉結果，共產黨員得到席位在　３４％到　７５％之間。遲至　１９４４　年，江蘇一個

區報稱黨員當選者佔　６０—８０％，而沒有提到三三制。如彭真指出的那樣，三

三制“不能成為成文的規定，因為把三三制以法律的語言固定下來是與真正

平等的原則和普選權的原則直接相對立的”，但他也注意到“當我們提出並

執行三三制，並且嚴格保證所有抗日的人的政治權力時，最後地主也會出來

支援並參加抗日政權”。一份國民黨情報機關的機密報告（１９４４　年　４　月）證

實了中共的統一戰線往往很有效，“過去對中共不滿計程車紳……也滿天讚譽，

覺得〔中共〕政府畢竟並不太壞，它能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並且要求批評……

中央政府與他們差得太遠了”。①

雖然當地的一些積極分子是自發地站出來的，但從出身好的農村居民中

補充優秀村級領導卻有困難。有些站出來的人不適合，或是後來發現不能勝

任或品行不端。少數值得注意的人是國民黨特務、漢奸或受當地士紳操縱的

人。農民的消極態度是根深蒂固的：狹隘的保守主義，屈從和宿命論，缺乏

自信心，不願與官員和政府打交道，希望不引人注意，擔心會招致鄰人的嫉

妒或不滿。此外，貧苦農民通常是文盲，也沒有經歷過比家務更大的事，況

① 這段的資料和引文取自範斯萊克：《敵與友》，第　150—153　頁。

且他們也不願被迫陷入出力不討好的公務。使上級感到不安的是村裡的黨員

也表現出許多這樣的看法。地方幹部經常用農民自己豐富而直率的語言彙報

這些態度。因此，必須把這些形象與為保衛自己的村莊和國家而戰，為建立

新的更美好的社會而工作的富有貢獻精神和戰鬥精神的較為大眾熟悉的農民

的形象放在一起。農村中國是個各種態度、利益及社會集團的萬花筒，對此

簡單的描述是不會公正的。

“精兵簡政”和“到農村去”等組織性措施在某些根據地得到實施，但

在另一些根據地卻幾乎沒有提到。毫不奇怪，晉察冀在　１９４２　和　１９４３　年推行

了這些政策，包括對邊區政府本身的大量精簡。但在大部分根據地，延安意

識到的官僚主義似乎沒有被看成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確實，經常抱怨缺少

行政人員（命令主義、瞎指揮受到普遍的責難）。因為黨已經絕大部分在農

村，“到農村去”並無多大意義。正規部隊和地方武裝對軍事任務應接不暇，

很少有機會像陝甘寧衛戍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