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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一份指示提到：“在許多地區減租一直沒有實

現”，並要求幹部“組織農民實行地租不得超過主要收成的　３７．５％的規定”。

①華中根據地要晚得多。在淮北根據地（安徽北部），到　１９４１　年僅有　９０００

佃戶受益。到　１９４３　年，運動加快了步伐，約有　４３０００　戶受到影響；次年因根

據地擴大，這個數字可能翻了一番。②最後，在山東根據地，在　１９４３—１９４４

年間的冬天之前，認真的減租減息幾乎還沒有開始。因為租佃率不高，許多

幹部對這個政策的重要性產生了懷疑；有些人認為這是一件不討好的困難的

工作，遠不如支前有吸引力；另有些人擔心政治控制不穩定，害怕強硬路線

會極大地疏遠仍有勢力的當地士紳。①

得到的證據證實了彭真的觀察，即根據地的財產關係在戰爭期間沒有結

構性的變化。或許收入的不平等比財產所有權的不平等減少得更多。全部稅

收制度沉重地壓在富人身上，而且實際執行時常超出規定，特別是合理負擔

的稅收制度。如果這是先進根據地的情況，那麼可能其他根據地變化更小，

而不是更大。

表　２９ 北嶽地區的糧食產量

擔

１９４０　年

１９４１　年

１９４２　年

１９４３　年

１９４４　年

１８６００００

１４７８０００

１５５２０００

２１９１０００

２３６００００

大生產運動正像在陝甘寧那樣受到重視。雖然缺乏定量的資料，但在晉

察冀的北嶽地區，糧食生產從　１９４０　年的水平急劇下降，直到　１９４３　年和　１９４４

年才好轉（見表　２９）。②大生產運動也有政治動機。根據統一戰線和普通情

理，不能全部沒收富人的財產，因而以犧牲富人為代價也不能無限期地給較

貧苦的農民帶來利益。可是，最初以有限的階級鬥爭為基礎所達到的動員仍

能透過由農民協會和換工隊經營的生產組織繼續下去。領導幹部經常精確地

使用這樣的言詞鼓勵生產運動，作為階級鬥爭和民眾動員的高階形式。①

中共一方面努力擴大民眾的積極參與，另一方面削弱和孤立那些反對新

秩序的人。在公開宣告中，這些措施幾乎常被描繪成“民主的”，並且強調

它們的溫和以及與“三民主義”一致。然而在秘密報告和指示中，這一詞彙

① 趙國俊：《中國共產黨的農村政策，1921—1959　年》，第　51　頁。

② 陳永發：《革命的形成》，第　234　頁。

① 薛暮橋：《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山東解放區的經濟工作》，第　52　頁以下。

② 從李成瑞：《抗日戰爭時期幾個人民根據地的農業稅收制度與農民負擔》第　108—109　頁上的資料匯出。

1941　年和　1942　年某些減產大概是因為那兩年根據地規模的變動和日軍的掃蕩。

① 見陳永發：《革命的形成》，第　338　頁以下。

經常被階級鬥爭和結構變革的詞彙所取代。兩種水準的論述涉及同一現象。

儘管前者在宣傳上有嚴重的混淆，但黨並不認為兩者是矛盾的，因為他們有

自己的“民主”定義（如果別人曲解這一詞語，那是他們自己的事），還因

為在這一時期他們政策的明確內容不是以革命性的改造為目的。他們的目標

是“優勢”，而不是“專政”。

透過不同地區和根據地在各種層次上所採取的特定措施的無數細節，某

些模式可以識別出來；自上而下加以軍事和政治控制，對現有行政機關必需

的人員進行調查和更換，黨的幹部進一步滲入該機關並隨後進行機構和程式

上的變革。隨著接管政治機器，配備了軍事組織（正規軍，地方部隊，自衛

團或民兵）和群眾組織，尤其是農民協會，地主和大部分富農被排除在農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