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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裡安插密探和特務外，還讓那些同情政府的學生，如三民主

義青年團的團員，作為國民黨的忠誠擁護者，組織並領導學生的活動。但人

們公認，在全國最有名的學校中，名氣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學生領袖全都批

評政府及其戰爭政策。

然而，政府的決策者們始終不夠明智，他們相信，只要學生內的極少數

“真正的”共產黨鼓動分子能被清除，學生運動就能得到控制。①隨之而來的

嚴厲手段進一步疏遠了學生。學生的領導人，尤其是大學自治會的領導，是

遭到一幫執法人員毆打、逮捕和綁架的主要物件。根據密探告密，逮捕學生

積極分子成了常見現象。積極分子和地下共產黨嫌疑分子列在黑名單上。這

些學生即使不在校園中被抓走，也會在夜間查抄學校宿舍時被拘捕。被捕和

被綁架的學生常常乾脆就“失蹤”了。對於真正的共產黨分子，一旦他們的

① 國民黨　CC　系頭領陳立夫在同鮑大可談話時發表了這種看法（鮑大可：《共產 黨接管前夕之中國》，第

50　頁）。

身份被查明，死刑就是可以想見的懲罰。嚴刑拷打也是一種常用的逼供手段。

開始時表明學生要求和平解決國共衝突的運動，就這樣很快發展成了一

場向國民黨政府當局挑戰的運動。在這方面，最重要的並不是學生逃身到共

產黨方面，因為逃過去的學生看來在數量上相對很少。更為重要的，是政府

試圖鎮壓抗議活動所引起的廣泛憎恨。這可能不會使學生轉變成共產黨人或

共產黨的同情者。但是，它確實加強了學生對政府的反對，使學生更加不願

支援政府對中共的戰爭。

老一代知識分子清楚地表達了他們支援學生要求的道理，他們持續不變

地批評這場戰爭及其加於民族的災難。就像大多數外國觀察家一樣，他們以

為這場戰爭很可能是遙遙無期地繼續下去，因為任何一方都不能打敗另一方

——這是直到　１９４８　年年中以前的一種普遍看法。戰爭的代價包括通貨膨脹，

它使城市經濟完全陷於混亂，使農村地區進一步陷於貧困。除了印發紙幣以

外，政府財政還依賴一種土地稅，即以低於市場的價格強制收購糧食和徵借

糧食。這些強徵索取，連同維持地方所需的附加的徵購徵用，與徵兵有關的

種種弊端，以及當地紀律廢弛、軍餉不足的軍隊所造成的種種破壞，在很多

地區都成了農民不堪忍受的重負。戰時的許多徵派，都意味著增加地方官貪

汙受賄的機會，而通貨膨脹又加強了這種動機。在形容農村的狀況時，“吸

血鬼”這個詞被用來指鄉、鎮、保、甲的地方官，是生活在城市的作者喜用

的稱呼。鄉、鎮、保、甲構成了基層行政單位，評論家認為，戰爭實際上在

基層正在製造最有利於中共不斷發展的條件。

政府在爭取公眾支援其反對中共的戰爭方面所遭到的失敗，還很明顯地

表現在人們普遍傾向於譴責政府從事戰爭，而較少譴責中共。這一點在那時

就為世所公認，而且有很多解釋的理由。首　先，政府作為中國合法的統治者，

唯有它有權改革自身和結束戰爭。因此，國統區的反戰請願者們便把努力的

目標朝向政府，希望迫使政府就此採取行動。其次，在　１９４５—１９４６　年的和談

期間，共產黨人在贏得輿論的對比方面，已獲得成功。人們普遍相信，共產

黨人是誠心誠意的，例如在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上，當時他們為

了避免全面戰爭，同意作出幾項妥協。而當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數星期

後單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