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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避免全面戰爭，同意作出幾項妥協。而當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數星期

後單方面撕毀了幾項政協協定時，政府便在這場較量中失去了信任。使這一

印象增強的，是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　１０　日對重慶較場口大會的破壞，這次大會是為

慶祝政治協商會議的順利結束而召開的。在這一事件的幾天之後，重慶中共

報紙的辦事處遭到襲擊。人們普遍認為，這兩次事件都是國民黨內反對政協

協定的分子僱用的暴徒所為。①

最後，人們把反戰情緒主要指向政府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一種普遍的假

設，即中共的力量由於國民黨的短處而正在擴大。政府應對在掌權的　２０　年期

間沒能克服自己的缺點負責。錢端升教授在分析國民黨的黷武主義與中共的

武裝對抗之間的關係時，對於這一論點提出了政治上的看法。他追溯了國民

黨內支援孫逸仙與軍閥結盟的軍人勢力。當時那種基於利害關係的聯合，很

快就發展成了一股國民黨內不易被清除的力量。國民黨在　１９２４　年改組時，曾

試圖切斷自己與軍閥的聯絡，但它又在黃埔軍校繼續發展自己的軍人體制。

① 關於較場口事件由誰負責的一般為人所接受的看法，見約翰　F·梅爾比：《天 命》，第　88—89　頁。關於

國民黨右派對較場口事件的說法，見中國勞工運動 史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第　4　卷，第

1585—1587　頁。

北伐戰爭後的　２０　年代末期，國民黨發展階段的軍政時期本該結束；但事實上

由孫逸仙提出的訓政時期一點也沒有開始。蔣介石這個軍事首領還接管了政

治領導權。蔣接著便開始與共產黨人作戰，這使軍人的控制依然是必要的。

此後，中共不斷發展力量，蔣介石在國民黨政府內的權力不斷擴大，這兩者

之間的一種相互加強的關係發展了。蔣的黃埔系軍人構成了國民黨內軍事集

團的核心。他們由於接近蔣以及對軍隊的控制，成了國民黨內和政府內最重

要的部分。錢端升斷定，一旦一個軍事派系取得了政治權力，政治上的反對

黨派除了求助於武器外，別無他途。因此，國民黨內和政府內軍人佔統治地

位，是造成這場內戰的終極原因。他提出要求，把軍人從政治中清除出去，

將其置於一個清一色的文官政府的控制之下，他的要求表達了一種共同的看

法。①

經濟學家伍啟元教授甚至更強烈地斷言，政府對這場戰爭負有責任。他

的大多數同事傾向於把通貨膨脹視為戰爭的結果，而伍教授的看法則不同，

他把戰爭視為政府經濟政策的結果。這些政策導致了經濟的逐步惡化和財富

分配的不均。中等收入的群體，“不包括貪官汙吏之流”，都已看到他們的

收入受到了通貨膨脹的侵蝕。與此同時，農民正在遭受種種壓迫，包括“由

士兵、土匪、徵糧、徵兵和自然災害造成的各種劫掠”。伍教授問道：“由

於社會就是如此狀況，不管有沒有中國共產黨，能沒有一場內戰嗎？”②但是

《觀察》的社長儲安平則在評　１９４７　年美國前外交官威廉？蒲立特關於向國民

黨政府提供更多美援的報告時，最引人注目地表明瞭公眾的看法：

蒲立特先生之所以主張援助這個政府，就因為這個政府是反蘇、反共的。……蒲立特先生有

沒有想到，共產黨究竟是在怎樣一個情形之下才提高到了今日所佔有的地位的，根據本文作者個

人的看法，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是造成共產黨發展到今天這樣龐大勢力的一個主要原因。……假如

二十年來的統治，不是如此腐敗無能，何以致使人民覺得前途茫茫，轉而寄託其希望於共產黨？

①

老一代人像學生那樣，看來並不歡迎一個由共產黨所控制的政府。例如

儲安平期望　１９４６　年英國工黨取勝能證明，即使不走莫斯科的道路，也有可能

實現社會主義和民主。對於中共，他所擔心的是那種看來要接受的政治生活。

他對中共是否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