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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開始了，那時的通貨膨

脹使他們的實際收入僅及　１９３７　年以前的工資的　６％—１２％。到　１９４６　年，根據

在昆明所作的一項估計，大學教授的實際收入減少了　９８％。②而且，儘管政府

至少還能夠釋出按生活費用指數調整工人工資的命令，但對它自己的僱員也

不能做到這一點。這些僱員包括多數大學教師，他們作為國家提供資金的機

構的僱員，其薪金等級與其他公務員的等級相類似。所有國家僱員的薪金一

般說來每季上調一次。但這些調整斷難跟上生活費用的上漲。教師與公務員

的實際收入不夠維持衣、食、住方面的基本生活所需，４０　年代後期人們常常

說這是事實。

知識界中的這種新的貧困，還有助於激發學生的反戰運動。其實連教授

本身顯然也參加了　１９４７　年春季範圍廣泛的反飢餓、反內戰示威運動，這一運

① 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中國的經驗，1939—1950　年》，第　72—73、350—352　頁。

① 《大公報》，上海；《中華時報》，上海，1948　年　11　月　2　日。張嘉璈：《惡性通 貨膨脹：中國的經驗，

1939—1950　年》，第　357—360；易勞逸：《失敗的根 源》，第 172—202　頁。

② 《大公報》，上海；1946　年　8　月　30　日；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中國的經驗》，第 63—65　頁；周舜

莘：《中國的通貨膨脹，1937—1949　年》，第　244　頁。

動還提出了其他要求，包括削減軍費開支，增加教育經費預算。顯而易見，

利用印發紙幣為戰爭行動籌措資金而引起的困苦，為這些人反對戰爭行動提

供了一個主要的論點，因而有助於削弱對戰爭行動的支援。但是，即便如此，

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也像公務員一樣，直到政府在軍事上被打敗以前，

實際上一直沒有拋棄它。

政治上的無能：對和平運動處置失當

如果說貧困是　４０　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經濟生活的主要事實，那麼他們在政

治上的當務之急就是反對內戰。政府拒絕承認這一抗議的合法性，相反，卻

把它當作地下共產黨人的一種詭計。由於這種錯誤看法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鎮

壓，最終只得背上公眾對軍事衝突的譴責這個更為沉重負擔的，正是政府而

不是共產黨。

於是，學生的抗議活動不是完全成熟後才發生的，而是在學生示威和政

府反示威的過程中發展。有四次引起全國矚目的示威運動。一二？一運動（１９４５

年）是其中規模最小的一次。主要行動發生在昆明，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那

裡的四名年青人被幾個企圖恐嚇反戰抗議者的匿名兇手所殺，還有幾人受重

傷。作為這一暴力行動的結果，以西南聯合大學校園內反戰集會為開端的抗

議活動，終於以這一時期第一次主要抗議運動而聞名。從　１９４６　年底到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初，為抗議一名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涉嫌強姦一名北大學生，出現了

一系列反美遊行示威活動。海軍陸戰隊官兵的行為僅僅是直接的導火線。除

此以外，學生還質問為什麼美國軍事人員要留在中國，他們是否真的沒有站

在政府一邊參與中國的內戰。在這一問題上所引發的勢頭，發展成了一場反

飢餓、反內戰運動，１９４７　年　５、６　月間，這場運動席捲了全國大多數主要城

市的大學和中學。最後一次大規模的所謂“學潮”，與　１９４８　年　４　至　６　月間的

抗議美國扶日運動匯合了。

儘管經常涉及地方上的事件和人員，但全國範圍的學生抗議活動的基本

動機都是一致的。學生的主要要求是，立即結束內戰，結束美國在這場戰爭

中對國民黨的支援，把財政支出從以軍事為重點轉到以民用為重點上來。政

府最初的反應是，試圖使這場運動轉入另外的渠道。當局除了在那些學生運

動最積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