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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結果是生產進一步削減，企業倒閉，失業增加。

１９４７　到　１９４８　年的應急改革

政府發動了兩次頗有抱負的運動式的改革，據說，原來的目標是要達到

經濟的全面穩定。第一次改革是於　１９４７　年　２　月　１６　日宣佈的，當時把所有工

資都凍結在　１　月份的水平上，並規定了某些生活必需品的最高限價，其中最

主要的商品是大米、棉花和燃料。私人買賣、囤積黃金和外幣被禁止。還採

取了制止資金流入香港的措施。然而，這一價格控制體制不可避免地遭到了

失敗，這首先是因為其範圍有限，其次是因為它不能貫徹始終，它的嚴格實

施只限於上海－南京地區的城市。就像價格普遍上漲那樣，生產成本也因此而

繼續上漲，只有一些生活必需品的市場價格依然凍結。稻米生產地的大米價

格，很快超過了大米銷售地城市的水平。原棉價格的不斷上漲使紡織品無利

① 《密勒氏評論報：每月報道》，1947　年　1　月　31　日，第　13　頁。

② 事例見劉長勝等：《中國共產黨與上海工人：上海工人運動歷史研究資料之 二》，各處。

① 《新聞報》，1946　年　6　月　12　日；《時事新報》，1946　年　6　月　14　日；《大公報》，1946　年　6　月　19　日；

《文匯報》，1946　年　7　月　9　日。四報均在上海出版。

可圖。煤炭和食用油也同樣受到影響。大米短缺的狀況日益嚴重。到　４　月初

有了美元黑市，價格控制單上所列的大多數生活必需品不久也在黑市上出

現。政府無法根據計劃的工廠配給制向工人提供這些商品的有保證的配給

量，於是決定代之以發放津貼，以便與每個工人本該配給的商品的價格相適

應。但是，這些津貼只適用於那些越來越難以按定價買到的生活必需品的費

用，而其他各種商品的價格還在不斷上漲。５　月間，上海的整個物價指數上

升了　５４％，相比之下，改革計劃開始前的那一個月上升率則為　１９％。在工人要

求解凍工資、米市崩潰以及四五月間遍及十多個城市的搶米風潮的多方面壓

力下，所有應急改革措施最終都被正式放棄了。①

在這次經歷剛剛告終之後，１９４８　年　８　月　１９　日的緊急改革計劃，只不過

是正陷於自己製造的經濟混亂而悲觀失望的人們所作出的最後姿態。從一開

始就很明顯，這次新的改革工作不可能成功，因為它包含了導致　１９４７　年計劃

失敗的同樣一些缺陷。但是，政府領導人在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宣稱，這是他們最後

的機會；改革計劃只能成功，因為他們已沒有由其支配的其他手段，可用以

爭取穩定經濟和恢復公眾對他們的信任。當這一計劃在　１０　月底被放棄時，不

論在誰看來，其唯一成就就是，政府根據所有金銀和外幣必須按新貨幣金圓

券收兌的規定，從公眾手裡強行收購了價值　１．　７　億美元的金銀和外幣。在實

施新計劃最為嚴厲的上海，最公開地表示憤怒的群體並不是長期受到損害的

中間階層，而是工商界——這些人先前是國民黨的主要支柱。大約　３０００　個商

人，包括幾個上海最顯要的商人，在這一運動開始時就已被關押。後來，他

們向那些把　４００　萬上海人用作“試驗標本”的“江湖醫生”發出了聲討，並

要求懲罰那些設計這種試驗的官員。在這些官員中，排在首位的便是蔣介石

的兒子蔣經國，他對在上海強行實施這一次改革措施負有責任。①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通貨膨脹也損害了城市薪金中間階層對政府的支

持。組成中等收入階層的少數人，其主要群體是知識分子、大學教授、中學

教師、作家和記者，以及政府僱員，儘管以通貨膨脹來解釋他們對國民黨及

其所領導的政府的日益不滿是過於簡單，但飛漲的物價和貶值的貨幣的確成

了這些人的主要負擔。他們的貧困在抗日戰爭期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