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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財物確定、結算。從剝削者那裡收繳收入，再以各種變得更為直接的

和平均主義的方式重新分配。這種做法不僅鼓勵農民回憶過去所受的各種傷

害，讓他們從多種剝削形式中受到教育；而且還靠推動農民對村裡有權勢者

公開地、直接地陳述他們賠償損失的要求，把他們直接拉進這一斗爭中去。

這種對窮人的實際的經濟吸引力，因而便帶有與之互補的破壞性力量。它們

共同體現了中共土地政策的全部政治意義。它不僅要摧毀主要“鬥爭物件”，

即地主和富農在經濟上所佔的優勢，而且要摧毀支援他們和他們所支援的政

權組織。這就使得共產黨人有可能以一個忠實於他們並得到鬥爭中調動起來

的農民強大勢力支援的組織去取代以前的組織。

與這種鬥爭方法緊密相關，並就破壞性潛力和為今後樹立先例來說都具

有同等重要意義的，是貫徹黨的土地政策的群眾運動方法。其指導原則，就

是經常被引用的毛澤東　１９２７　年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尤其是“矯

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的思想，運用這一原則，毛澤東在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寫道，減租必須是群眾鬥爭的結果，而不是政府的恩賜；鬥爭中發生“過

火現象”是難免的。但是“只要真正是廣大群眾的自覺鬥爭，可以在過火現

象發生後，再去改正”。①的確，這種過火現象不僅無害，而且對於削弱“封

建主義勢力”有積極的意義。中共主持的山東省政府的主席黎玉，在其工作

環境中，以“群眾運動規律”的說法，完全肯定這一過火思想或左派觀點。

在運動的最初階段，過火現象可能是危險的，因為群眾還沒有被充分發動起

來去對付敵人。只有在組織已基本建立，幹部得到培訓，積極分子已被發現

和農民受到鼓動之後，才能開始進入運動的第二階段，也就是鬥爭的階段。

① 毛澤東：《減租和生產是保衛解放區的兩件大事》，《毛澤東選集》第　4　卷，第 1170　頁。

在這一階段，左派觀點和過火現象是難免的。幹部應“幫助群眾鬥爭地主，

砸爛地主階級在農村的反動統治，建立群眾的優勢力量”。必須反覆地擊退

地主的反攻，直到他們明白除了順從外別無選擇。這導致第三階段，此時團

結就成為指導原則。黎玉解釋說，對於領導幹部而言，最大的錯誤既不在於

過左，也不在於過右；而在於在發展群眾運動的條件下錯誤判斷一個階段已

經完成而下一個階段將要開始的時刻。①黨不僅已經發現了喚醒農民的問題，

而且也發現瞭如何利用農民自發暴力的破壞力問題，這種暴力的強弱是當地

苦難的反映，很少有持久的效果。

然而，只有當某些軍事和政治的先決條件在整個地區落實之後，土地政

策以及它所導致的階級衝突，才有可能成為一個村莊的“一切工作之本”。

對日戰爭期間所認定的成功地貫徹減租政策的基本先決條件，是有能力對付

軍事和政治的敵人，保護這一政策。抗日戰爭動員了人力，而當　１９４３　年日本

的力量開始削弱時，中共在整個華北地區提供了創造這些先決條件的必不可

少的領導。這種如此大規模的政治和軍事保障，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在　４０

年代以前從未取得過的條件，它是直接由共產黨人開創抗日運動的成功努力

形成的。

１９４５　年以後，黨的土地政策因而能夠成為中共與華北“基本群眾”的關

系的關鍵，這一政策就建立在直接符合窮人和無地者心願的基礎之上。除了

透過分配“鬥爭果實”而提供的物質刺激外，共產黨人還能就所有農民顯然

理解為他們最直接的苦難的問題——專斷地利用政治權力和在村社的社會地

位——提出解決辦法。中共在利用這些問題——連同所有其他與土地所有權

和使用權、無酬勞動、負債等相關的問題——的過程中，找到了一種方案，

可以利用它把發動來抵抗日本的軍事－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