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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華經驗，1911—1945　年》，第　184　頁。

② 關於戰時的教育，見休伯特？弗雷恩：《戰時中國教育》；威廉？P。芬恩；《日本侵略對中國高等教育

的影響》；約翰？伊斯雷爾：《西南聯合大學：作為首要價值的遺風》，歐俊臣（音）：《戰時中國的教

育》，二文均載薛光前編：《中日戰爭期間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5　年》。

③ 稱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譯者。

① 陳達：《現代中國的人口》，第　61　頁。遷徙到中國西部的移民，其精確的人數不可能確定。陳估計，華

北和華東主要城市有　350　萬居民從日本人手下逃離出來。這些人大概構成了國民黨區域永久性難民的主要

部分。陳達估計另有　1075　萬人從城鎮化程度較低的地區逃出。這些人中間許多無疑是農民，他們在戰事發

生時離鄉背井，但是隨後返回了。對逃往中國西部的難民數字，一些估計高達　5000　萬。見張嘉璈：《惡性

通貨膨脹》，第　14、25　頁。不過，這確實是不準確的。白修德著《尋找歷史》第　79　頁談到難民數字的估

計是如何變得嚴重誇張的。

恨當地的商人和房主索要歧視性的價格和租金。另一方面，當地居民怨恨下

江人①的架子和傲慢。新來者確實試圖壟斷政府的主要職能，攫取對金融貿易

和經濟的全面控制權。政府機關和工廠中令人歆羨的工作拒絕僱用本地人，

下江人認為他們懶惰和笨拙。幾年過去後，語言上的差異不再阻礙本地人與

難民之間的交往了，互相通婚愈來愈尋常，而且價格上的雙重標準也大量消

失。然而本地人對工作和社會地位上的歧視的不滿，直到戰爭結束還沒有完

全消除。②

① “下江人”，是四川人對長江下游省區的人的一種稱呼——譯者。

② 陳達：《現代中國的人口》，第　62—68　頁；史國衡：《中國進入機器時代：中國軍事工業勞工研究》，

第　9—12　頁及各處。

１９３９—１９４５　年的惡化：軍事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下旬武漢和廣州失陷後，戰爭的特徵和國民黨區域的狀況

起了深刻的變化。戰事漸次進入一種僵持局面。尤其在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③

日本攻擊珍珠港後，國民黨領導人預料西方盟國能夠打敗日本，無需中國作

進一步的犧牲。畢竟他們已經單獨與日本打了四年半仗。因此，他們對與日

本人作戰，不如對遏制共產黨人那麼專心致志。共產黨人日益增強的勢力和

地區性的控制，對戰後時期的國家統一和穩定呈現了不祥之兆。但是，最重

要的是重慶國民黨政府發現，它自己陷入了似乎不可逆轉的軍事、經濟、社

會和政治的惡化過程。這種惡化，到　１９４５　年使它處於虛弱和萎靡不振的狀

態。

國民黨人於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在武漢戰敗後並未屈服。這時，日本的領導人

認識到，他們對中國人的抵抗能力估計錯了，皇軍假如進入內地繼續追擊那

些不可捉摸的防守者，只會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因此，他們採取了一種新

戰略，著重以政治手段確保對中國的控制。首先，他們鞏固自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以

來所佔領的地區的控制。當時他們在華北和華中僅有效地控制大約　１０％的土

地——基本上是主要城市以及主要鐵路和公路沿線地區。他們需要消滅許多

小股的抵抗力量，並利用佔領區的生產能力為本國經濟服務。①

其次，日本人決心拖垮國民黨人，直到他們因“內部分裂”而崩潰。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