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部分(第3/4 頁)

。

① 陳振漢：《政府、銀行、學術機關與復興農村》，《國聞週報》，第　10　卷第　46　期 （1933　年　11　月　20

日）文章，第　4　頁。

① 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　310、396—399　頁。

② 約翰？K。張：《共產黨統治前中國的工業發展：定量分析》，第　119　頁；艾布 拉姆？伯格森：《蘇聯計

劃經濟》，第　84　頁；《美國統計摘要，1929　年》，第　367 頁。

加量與更先進的工業國家相比，以及與中國的實際需要相比，依然是很小的。

不過，鑑於　３０　年代影響中國經濟的各種不利因素——世界經濟蕭條、內戰及

日本侵略等的影響——南京的　１０　年居然出現了工業增長，實出意外。

國民政府在　３０　年代對中國工業發展的影響，是引起熱烈爭論的話題。例

如，經濟學家約翰？Ｋ．張堅決認為增長是政府採取“誘導增長的措施”的結

果。③與之相比，道格拉斯？帕烏夫則說中國經濟在南京的　１０　年停滯不前，

“政府在　１９３７　年比　１０　年前更無能力促進經濟的發展”。④

帕烏夫所持中國經濟工業部門停滯的論點不再能支撐下去，但是約翰？Ｋ．

張所持工業增長是政府政策所致的結論也令人懷疑。的確，政府曾進行若干

改革，有助於奠定統一的、現代的經濟制度的基礎。例如，在　１９２９　年，政府

擺脫了列強依靠不平等條約強加在關稅率上的限制。１９３１　年，政府廢除了　１９

世紀中葉以來阻礙地區間貿易發展的厘金（透過稅）。政府透過禁止使用銀

兩，在　１９３５　年宣佈法幣為唯一法定貨幣，開始整頓貨幣制度上的混亂——凱

默勒委員會在　１９２８　年把當時中國的貨幣制度，描繪為“無疑是最糟的通貨，

為任何重要國家所僅見”。①政府禁止對口岸間的貿易課稅，並公佈統一的度

量衡制度。政府還明顯地改進了全國各種交通網路，拓展郵電業務，開闢定

期航線和修建鐵路　２３００　英里——比　１９２７　年軌長增加　４７％。②

可惜的是，這些改革僅部分奏效，因為——如國民黨政府的其他方面一

樣——在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之間常常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廢除了厘金，但

是各省政府往往用“特種消費稅”或某種其他委婉的代用名稱取代厘金。統

一度量衡僅在政府部門執行。而各省地方銀行，如雲南、廣東及山西的地方

銀行，仍繼續發行本省的鈔票。

此外，政府的一些措施，看來與工業增長的要求背道而馳。例如，政府

大量依靠借款，並且透過付給政府債券和借款以高利息，使全國投資資本足

有　７０％流向政府，從而流出了工商企業。私營工業為與政府競爭獲得貸款，

不得不付高達一分八厘至兩分的年利率。弗蘭克？Ｍ．塔馬格納評論說，像這

樣高的利率是“中國大多數工業無法支付的；結果工業活動轉入商業投機”。

③

納稅也使工業遭受困難。由於中央政府在　１９２８　年把土地稅的收入下放給

省政府，中央政府的稅收收入幾乎要完全依靠製造業及貿易部門。南京政權

稅收政策的全部影響還有待研究，但是，像統稅（對捲菸、棉紗、麵粉、火

柴等課徵貨物稅）和營業稅（對商業企業資產課徵，部分代替厘金）之類，

顯然給國民黨控制區的企業家造成嚴重困難。例如，１９２７　年上海　１８２　家華商

菸草公司，截至　１９３０　年足有　２／３　歇業——業主一般認為主要原因是南京政權

的稅收過重。棉紡廠家也感受到棉紗統稅的沉重負擔；並於　１９３４　年再三懇求

減低稅率。棉紡廠家的稅款負擔至今不明；但是，１９３６　年南洋兄弟菸草公司

③ 約翰？K。張：《大陸中國的工業發展，1912—1949　年》，《經濟史雜誌》，第 27　卷第　1　期（1967　年　3

月），第　73—81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