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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1937　年：評論》，載薛光前編：《緊 張的　10　年：中國建國

的努力，1927—1937　年》，第　235　頁。

② W。L。霍蘭德和凱特？L。米切爾編：《太平洋諸問題，1936　年：太平洋國 家社會經濟政策的目的和成果》，

第　166　頁。

① 張培剛：《民國二十三年的中國農業經濟》，《東方雜誌》，第　32　卷第　13　期 （1935　年　7　月　1　日），

第　134　頁。

② 劉大中：《中國國民所得，1931—1936　年：初步研究》，第　10、35、40　頁。

③ 易勞逸：《夭折的革命》，第　190—194　頁。

些人支付薪金。這樣，就在農村正陷於不景氣的時候，農村的稅款負擔卻增

加了。在主要的土地稅之上又增了附加稅。攤派金額不斷增加。還有間接稅

——鹽稅、菸草稅、酒稅及火柴稅；豬鬃、皮革銷售稅；豬、雞屠宰稅；發

票和合法協議的印花稅——名目繁多，騷擾村民。這些間接稅中有些不是新

稅。無法概括在　３０　年代農民的稅款負擔增加了多少，因為各地的差異往往很

大。然而，蔣介石在　１９３５　年的評估卻能反映一般狀況：

政府開支日見增高。每當計劃出籠，新稅又起。附加稅常隨需要加於正稅之上，又創各項

雜稅。有時，［地方當局］隨意逐戶徵集不明之稅。稅目繁多。民眾稅負沉重大受其苦。④

農民不僅得承受稅務員越來越多的要求，還常要應付政府及軍隊隨時提

出的一些繁重的要求，如提伕役、補給品及土地。例如，南京政府軍特別是

在行軍或作戰時，往往給養不足，於是就地徵用糧食。軍隊所到之處，往往

像一場瘟疫降臨到這片原野，強徵民房、糧食、大車及伕役。一位作家聲稱

（也許帶有情有可原的誇張），這樣的一些徵用，使農民遭受“四十倍於地

丁正稅”①的負擔。

試圖製作國民黨記錄中農村部門的資產負債表，真是困難重重。國家那

麼大，地方狀況如此不相同，可用資料又那麼不足且不精確，以致明確的結

論都令人難於捉摸。而且，在　１９３６　年和　１９３７　年，農業的危機結束。這兩年

風調雨順，中國獲得了　２０　年來最好的收成（廣東和四川除外）。主要由於

１９３５　年末開始出現通貨膨脹的趨勢，農產品價格同時提高。由於這些偶然的

境況，中國農民　１０　年來普遍第一次享受到繁榮。不過束縛農民的政治、經濟

及社會制度的基本性質並未改變，所以，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的相對繁榮，只是暫

時現象。

南京政權的領導人大多對農民的問題漠不關心。就關心經濟問題的程度

來說，他們主要了解現代經濟部門。他們一心想建立起重要的工業基礎，提

出許多計劃，發出無數的指示來實現這種熱望。一個顯著的事實是在南京的

１０　年，工業的增長速度給人以深刻的印象。據一個可靠的估計，從　１９３１　年

到　１９３６　年，中國的工業（滿洲除外）以年率　６．７％增長。經濟發展的其他數

字一般也支援這個估計。例如，發電量在這　１０　年增加了一倍，年平均增加

９．４％；棉布增加　１６．５％；銀行存款（按　１９２８　年物價）增加　１５．９％等等。這些

數字與世界大多數其他國家相比，是很好的。例如德國，１９３６　年生產僅高於

１９２９　年的水平　６％；而在美國和法國，　１９３６　年的生產尚分別低於　１９２９　年水

平的　１２％和　２１％。①

然而，為評估這些數字的意義，必須指出計算生產增長所根據的基數非

常小。例如，１９２８　年中國發電量僅為　８８　萬兆瓦小時——而同年俄國為　５００

萬兆瓦小時，美國為　８８００　萬兆瓦小時。②因此，相對增長顯得大，而絕對增

④ 田弘茂：《國民黨中國的政府與政治，1927—1937　年》，第　168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