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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廣反叛者的抗日姿態

迫使蔣介石在　７　月　１３　日宣稱，中國不會在領土上對日本再度讓步，準備作出

“最大犧牲”，全面抗戰。雖然蔣介石無疑安排好時機發表這一宣言，以便

解除民眾對反叛者的潛在支援，但是，宣言很可能事實上來自蔣介石堅定了

抵抗日本進一步侵犯的決心。例如，１９３６　年日本企圖在綏遠省建立附庸國，

傅作義將軍指揮的國民黨軍堅決抵抗，未讓其得逞。同年　１１　月和　１２　月，中

國外交部長張群又毫不畏懼地拒絕了日本一系列的要求，從而顯示出國民黨

在南京時期從未有過的對抗日本的姿態。無疑，蔣介石仍然希望推遲一般認

為不可避免的對日戰爭。然而，在民眾間，也許還特別在他的軍隊內，強烈

的愛國情緒促使蔣介石採取從未有過的堅決抗日的姿態。

第三個促成中國新的國民心態的因素，是中國從　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年冬季以來

的經濟蕭條困擾中解脫了出來。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由於白銀為外國人收買而大

量外流——從而嚴重損害公眾對法幣的信賴——南京政權放棄銀本位，改為

管理通貨。這一措施使南京政權得以增加鈔票發行量以滿足財政上的需要；

僅在一年半之內，法幣流通增加了兩倍以上。其影響是助長了通貨膨脹趨勢，

從而到　１９３７　年中期使農產品價格恢復到了　１９３１　年的水平。農場信貸如今也

更容易獲得並且利率下降。這樣，雖然幣制改革引起的通貨膨脹是南京財政

專家沒有預見到的，並且事實上也不是他們所需要的，但是，這一改革卻啟

動了整個經濟走上覆蘇之路。

與　１９３６　年和　１９３７　年農產品價格上升同時出現的，是幾乎　２０　年以來最大

的豐收。由於豐收和高價雙喜並臨，１９３６　年中國農產品收穫值高於　１９３３—

１９３５　年的平均值達　４５％。隨著農村的相對繁榮，農民開始購買　１９３１　年以來從

不敢企望的工業品。這對城市經濟也是一個新的刺激。

１９３６　年秋的經濟好轉，連同國家統一的加強和政府的決心抗日，這些都

對國民精神產生了極其巨大的影響。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納撒尼爾？佩弗在

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報道，“這時，中國人處於自信和愛國的熱情之中”。①同樣，

中國一家持獨立立場的大報《大公報》社論，也在同年　１２　月說，“在最近幾

個月內，國人的信心好像又死而復甦了”。②

蔣介石是這種新國民心態的主要政治受益者。在這　１０　年之初，蔣介石被

普遍視為缺乏教養、只追求個人權力的軍人。如今他被譽為有遠見的領袖，

① 《紐約時報》，1936　年　10　月　4　日，第　25　頁。

② 《大公報》，1936　年　12　月　13，第　1　張第　2　版。

只要國家因內亂而四分五裂，他就英明地避免與日本對抗。蔣介石第一次成

為一名頗孚眾望和似乎不可缺少的領袖。

然而，南京政權在處於這種新的聲望之巔的時候，卻因蔣介石於西安被

扣，而突然被投入一場雖為時短暫但從未有過的危機之中。蔣介石雖曾表示

決心抵抗日本的進一步侵犯，但他所懼怕的仍然是共產黨人。他確信只要再

進行一次戰役，共產黨人——在完成長征後駐在陝北，武裝人員減到　３　萬—

—可被最終消滅。但是，他派往去進行這一戰役的西北剿匪部隊拒不執行他

的進軍命令。張學良統率的這支部隊主要由東北當地人組成，對反共戰役缺

乏熱情。他們深信，真正的敵人不是他們敬重的真正的愛國者共產黨人，而

是侵佔他們家鄉的日本人。

蔣介石無法從南京推行他的命令，於　１２　月　４　日乘飛機前往西安，規勸張

學良發動進攻。然而，東北軍堅定不移，認為他們應同共產黨人一致抗日。

當懇求失敗時，東北軍在　１２　月　１２　日黎明前制伏了蔣介石的衛隊，扣留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