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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陸海空軍總司令蔣介石。

蔣介石在西安被軟禁兩星期。激進的東北軍青年軍官要求處死蔣介石，

但是，張學良較冷靜的意見佔上風，他並不謀求除掉蔣介石，而只求改變他

的政策。張學良已達到這一目的的說法從未得到正式承認，雖然現在已很清

楚，蔣介石確曾口頭答應停止進攻共產黨，並抵抗日本的侵略。最後，在　１２

月　２５　日，在參與不斷商議的共產黨代表的同意下，蔣介石獲釋，乘飛機返回

南京。①

西安事變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創傷性的插曲。公眾的反應——表現在蔣

介石被扣時極為痛苦和關心，獲釋時則是無比的寬慰和高興——證實了蔣介

石享有廣泛的聲望，同時也加強了他在政權內部日益增強的獨裁權力。雖然

他聲言未對扣留他的人作出任何讓步，但是，已不再進一步進攻共產黨人。

事實上南京與共產黨之間導致統一戰線形成的談判不久開始進行。中國人似

乎是　１０　年中的第一次為抵禦外侮而把內部爭吵放置一邊。

① 吳天威：《西安事變：現代中國史的支點》，第　142—148　頁及各處。

對南京十年時期國民黨統治的評估

國民黨人從在南京建立政府到全國陷入漫長的毀滅性的戰爭，僅被給予

１０　年時間。為建立一個全新的全國性政府，為扭轉一個半世紀以來殃及國家

的政治分裂和民族恥辱的逆流，１０　年時間委實太短暫了。即使條件理想，新

政府所能做的也不過只是著手政治、社會及經濟改革而已。

儘管有種種對國家不利的條件，在這　１０　年中還是有進步的。到了　１９３７

年中期，中央政府似已穩操政權，從而出現了自　１９１５　年以來政治上從未有過

的穩定。經濟正在好轉；政府正在大力推進種種運輸及工業計劃；貨幣比以

前更統一了。許多中外觀察家認為，國民黨人僅用　１０　年就扭轉了分裂的浪

潮。例如，美國大使內爾森？Ｔ．約翰遜在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寫道，“觀察家……不

會不為中國政府在農業、工業及交通等方面推行經濟建設計劃的活力而留下

深刻印象”。①英國大使館商務參贊在大約同一時間，特別提到“中國人自己

及全世界對中國前途的信心都在日漸增長，這種信心的基礎是最近幾年取得

的顯著的穩定發展，以及關於政府和私人事務的政治、財政及經濟行為都有

改進”。②

然而，產生這一漸增的樂觀情緒的條件，很具有近期收穫的性質——戰

爭爆發前出現還不到一年——歷史學者若武斷地堅持那些條件必然預示該政

權的長期成功和穩定，那將是愚蠢的。例如，經濟形勢的改善與中國天氣難

以預測的變化有直接關係，也與建立管理通貨引起的通貨膨脹的趨勢所固有

的不穩定性有直接關係。國家的政治統一和軍事統一也極脆弱，這一點後來

在戰爭的年代變得非常明顯而令人痛心。此外，蔣介石的聲望來自他公開聲

明的抗日決心，而不是由於這個政權自身的任何根本改革。

換句話說，中國的新心態主要是由表面的，而且可能是短暫的現象造成

的。透過那些表面特點去觀察，人們看出即使在南京　１０　年之末，這個政權依

然是國家復興的一個笨拙的和靠不住的工具。行政官僚機構仍然腐敗無能。

政府機關充滿因裙帶關係而任命的人，他們很少有任職資格，不過讓政府機

構充滿冗員和謀求私利的人員而已。政府僱員薪俸低，所以工作中貪汙盛行。

遲至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蔣介石還悲嘆官僚機構無能，他說，“如果我們不清除當

前機構的腐敗、受賄、敷衍塞責和無知，而代之以建立廉潔、有效的行政，

有朝一日革命會很快起來反對我們，像我們過去反對滿清一樣”。①

官僚機構中的一些文職領導人是受過教育、有新思想的人。特別是　１９３５

年以來，蔣介石把一批受人敬重的銀行家、記者和知識分子如張嘉璈、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