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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化，如有些人受訓練當屬員，其他的人成為高

級官員隨從人員中的刑名或錢糧幕友。例如李鴻章的幕府中保持許多額外的

專家。這類專門化常有地方基礎。這樣，來自浙江紹興的學有所長的人，以

當刑名師爺的本領和在京城獲得書辦職位而成功，尤其著名。①也有一些紹興

家族管理寧波商人擁有的錢莊而致富。

更帶根本性的職責的改變始於條約口岸，在那裡洋務專家、買辦、條約

口岸創業者和西方式專門人才形成小規模的城市資產階級；作為民國時期軍

事家的先驅，受過教育的軍官出現了；教會學校和中國的新學堂開始培養儒

家框架之外的城市知識分子。舊的各種名流階層的分裂和再確定，民國時期

仍在繼續。其實晚清的各種名流從來不是同質的，他們如今不僅按地區，而

且按職業而更加分裂了。新的差別漸次在中心地區和邊緣地區的名流之間出

現，一如城市名流和鄉紳之間的差別一樣。武裝力量常常是農村名流地位的

更重要的支柱。的確，在某些軍事化的農村地區，地方名流幾乎限於控制民

團的人物；②而在中心區域，財富多半仍與武裝分離。已不再有可以用功名或

財富的單純標準限定的大體上一致的名流階層。

名流分化，伴有組織上的多樣化。隨著中國與現代國際社會更多的接觸，

中國的城市生活也經歷了名流管理的不遜於國外的事業的發展——以蒸汽和

（或）電力為動力的製造業、運輸和通訊，流通資本、勞動力和意見的更開

放的市場，社會管理事業（教育、公共衛生、警察、災害控制、司法行政），

乃至政治活動。中國城市名流吸收他們認為有用的西方辦法，以革新和加強

中國類似的、可能是歷史悠久的事業。

這些趨勢是在　２０　世紀第一個　１０　年攻擊儒家社會價值觀的背景下出現

的。這一攻擊由城市知識分子領導，是對家庭專制全面挑戰的一部分，而以

解放婦女和青年發難。

婦女已慢慢獲得較高的地位，並能參加比正統道學家所允許的廣闊得多

的活動。１６　世紀以來，名流家庭裡受過教育的婦女數量不斷上升。１９　世紀和

２０　世紀的浙江地方誌記載了婦女的公益捐獻；某些名人傳記表明，她們在家

庭事務和地方事務上都起強有力的作用。比較貧窮的人家的婦女比名流婦女

起著更有決定性的經濟作用，在家庭以外也更為活躍。１９　世紀初，婦女在海

盜船上戰鬥，有時還指揮海盜船。她們在異端教派中佔有領導地位，並參加

暴亂。珠江三角洲經濟獨立的女織工建立了她們自己的組織，甚至終身不嫁。

到　１９　世紀末葉，對婦女的限制甚至在富裕家庭也慢慢鬆弛下來，但是，

婦女在戶內而不是在戶外從事適當活動的社會習俗，仍然是阻止她們擔任公

職的不可逾越的障礙。衝破這一種障礙的動力來自國外。傳教士提倡開辦女

校，反對纏足。外國的觀念和事例提供了婦女社會地位的新形象，民族主義

和自由的理想提供了理論基礎。梁啟超在　１８９６　年著文譴責這一窒息中國婦女

① 肯尼思？福爾松：《幕友、幕賓和幕僚》；寇爾：《紹興派系：清代末葉的一個垂直行政派系》，《現

代中國》第　6　卷第　3　期（1980　年　7　月），第　317—326　頁。

② 見艾愷：《轉變中的鄉村名流：中國文化危機與合法性問題》，《遠東研究中心 論文選》第　3　集（1978—1979

年），第　218—275　頁。

的罪行，是最早的這類文章中的一篇。反纏足運動聲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