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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218—275　頁。

的罪行，是最早的這類文章中的一篇。反纏足運動聲勢浩大，廣為傳播，盡

管對其歷史幾乎沒有研究。在　１９　世紀最後　１０　年和　２０　世紀最初　１０　年間，提

倡婦女解放是激進主義的標誌，反對纏足則是社會進步的基本組成部分。有

些婦女能方便地在家庭以外活動，而另一些則面臨艱難而痛苦的掙扎。①

青年男子宣佈不受家庭束縛而自主，比較容易，但也決不簡單。學生們

一旦出洋留學或就讀於新式學堂，就成為新的政治圖景的一部分。廢除科舉

制度使教育費時較少。青年人率先要求政治和社會的改革。主張青年人不依

賴長輩而自主，應很快承擔責任，這是很激進的一步。學生們與知識分子在

辛亥革命以前形成了革命政黨的骨幹，在民國時期將繼續成為激進政黨的領

導人物。②

農村組織與民眾運動

農民當中的結社群體包括合法的機構，諸如由有聲望名流領導的宗族和

村社；合法與否不明確的機構，如聯莊會和民團（它可能經政府許可而建立，

但可能有拒絕官方控制的潛在可能性）；以至明顯非法的（但有時是被容忍

的）群體，如教派、秘密幫會或走私、盜匪和海盜幫夥。即使是非法的教派、

秘密幫會和幫夥，也嵌入了地方的社會和商業結構之中。其中許多是具有連

續性的組織，幫助其成員合法或非法地謀生，向他們提供保護、夥伴關係和

（就教派而言）宗教生活。事實上，它們彌補了官方組織和上層名流組織的

不足，但是原來並沒有從社會階級方面來看待它們。人們可以發現，教派和

秘密幫會的首領中有各種各樣的低層名流和受過不完全教育的人物，看來其

成員具有滲透體面社會的同樣的價值觀。因此，這些組織不能看作具有其自

身的獨立價值觀的農民小傳統的體現。那些包括進正統的和官方認可的組

織，與那些被排除在外的組織之間的差別更大。因此，只要非法組織是由那

些感到遭受不公平的排斥，或感到不能適當地維持生計的人群組成，它們就

有了對抗政府和上層社會的競爭能力。①因違法的犯罪行為而加重的這種緊張

局面，週期性地在叛亂中，或在官府鎮壓直到此時以前仍然安定的團體中顯

露出來。

在晚清，非法的或合法與否不明確的組織，它們的擴張是否可以與士紳

管理的自主組織的增加相比呢？關於宗教的派別，現在可以斷言它們是很多

的；　１８　世紀末和　１９　世紀初，相當多的起義表明，這是一個活動的浪潮；教

① 瞭解晚清和民國婦女狀況的最佳起點是馬傑裡？沃爾夫和羅克珊？威特克 編：《中國社會的婦女》。關

於中國婦女在五四運動中的作用，見羅克珊？威 特克：《現代中國五四時期對婦女態度的轉變》（加利福

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博士學位論文，1970　年）。關於女子在地方事務和家庭事務中發揮作用的事 例，

見寇爾：《紹興》，第　94—96　頁。關於女暴徒的事例：羅克珊？普拉茲尼 阿克：《中國農村的社會與抗

議：辛亥革命前夕的抗稅與縣鄉政治》（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1　年），第 127—131、142—149

頁。關於女海 盜：迪安？默裡：《清代中葉的海上搶劫：組織特點的分析》，《清史問題》第 4　卷第　8

期（1982　年　12　月），第　7　頁。又見《劍橋中國史》第　10、11　和　12 卷索引中的“婦女”條目。

② 中國青年背叛家庭制度，文學作品中提到的比學術專著要多。見李歐梵：《浪漫主義與個性解放》，《劍

橋中國史》第　12　卷。

① 韓書瑞：《山東叛亂：1774　年的王倫起義》第　161　頁指出了這種共同價值框架內的競爭方面。

派直到民國時期仍很活躍。②關於秘密幫會，有稍微好一些的證據。最初建立

於清初的三合會，把活動伸展到華南和西南內地，並與　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