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第3/4 頁)

到　１９　世紀中葉，一些人開始顯示出兼有商人和士紳的特點，把學術和商務結

合起來，擁有較高的功名，而積極從事商務管理，並顯示出願意離開升遷無

望的官宦生涯，以求取實業上更廣闊的發展機會。在像浙江和江蘇絲產區那

樣的經濟發達的地方，學者們不能抗拒被引誘進生產或貿易活動中去。①這種

紳商的融合現象因　１９０５　年科舉考試製度的結束而成定局，不可避免，科舉考

試的結束使教育對有錢交付學費的人更為開放。這一變化造就了界限更廣、

更開放的上流社會——它隨時可以接受社會流動，但是又能很好地作為一個

階級來維護自己，因為它能利用不同的收入和地位的資力。

名流的社會範圍放寬，他們指導的社會組織也隨之增加。最明顯的是行

會和同鄉會館。雖然這類組織的歷史可追溯到幾個世紀以前，但是，它們在

清末大大地發展起來，以適應在外鄉生活的商人、工人和工匠的廣大群體的

需要。①做生意賺得的錢，常常用來資助其他的社會組織。新致富的家庭繼續

為慈善事業提供資財，直到　２０　世紀。士紳們負責管理修堤、義葬和其他社群

團體。由商人、士紳和寺廟管理的公益會社，在　１９　世紀後半期顯著增加。當

出現叛亂之時，或在長期動盪不安的邊緣地區，民團和自衛隊超過了士紳管

理民事組織的影響。士紳的這些多方面的組織能力，不僅幫助他們保持其在

農村社會的地位，而且保持其在官場的地位。②

當商人和士紳正結合成更廣泛的單一上流階層時，出現沿著不同方向分

裂的跡象，終致產生新的階級結構。在　１８　世紀和　１９　世紀初期，越來越多的

學者－士紳已轉入仕途以外的人生道路。在清朝最後幾十年間，教育的普及加

速了這一過程。有資格的人實在太多，無法盡數授以政府職位。有些富有的

青年人變得懶散或耽於文學消遣。不太富裕的功名不高的人，可能在地方上

與衙門小吏中的貪汙分子勾結營生。但是，也有不謀仕途，嚴肅而值得尊敬

的人。一個早期的例子，是　１８　世紀在長江下游發展起來的學術界——這些人

專心致志於嚴謹的學術，從事研究和書院教學，靠民間的贊助人或封疆大吏

給予的薪俸為生。新建立的以高學術水平為目標的書院，使他們有了一個穩

固的基地。職位由督撫任命。這樣的職位，有抱負的學者極為珍視，刻意求

之。藏書家擴大了藏書規模，推動了書籍印刷，從而促進了印刷業。這一學

術階層有其自身的生活方式，不以科舉考試為目的，也不追求官職。③

在　１９　世紀，特別在後半期，士紳董事會也成為一種可供選擇的主要謀生

① 關於名流融合的一般情況，見巴斯蒂…布律吉埃：《社會變化的潮流》，莉蓮？李：《中國絲綢貿易》第

106　頁引用了（浙江）石門地方誌的評論。商紳融合的情況反覆被提出，如，肖邦齊：《四川地方名流的

構成和作用》，《清史問題》第　2　卷第　10　期（1973　年第　10　期），第　11　頁和各處；蘭金：《城鄉連續性》，

第　83—84　頁。路康樂：《中國的共和革命：廣東個案，1895—1913　年》，第　82、93、174　頁強調了繼續

存在的差異。

① 見何炳棣：《中國會館史論》。

② 關於這種傾向的更多論述，見本書第　7　章《名流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

③ 本傑明？埃爾曼：《新儒學闡釋：中華帝國晚期長江下游的學術界》（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1980　年），第　166—261　頁；和埃爾曼：《從哲學到語言學：中華帝國晚期的思想和社會方面的變化》。

之道。和知縣的活動一樣，董事的活動常常是多方面的，但有些人專門擔任

管理水利之類的職責。管理宗族財產成為又一種相當好的施展行政才能的機

會。富商或投資者常常僱用執事來管理私人商號。

在官府範圍內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