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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３０００

人購買船票從上海到寧波。２０　年以後，這些數字約增加一倍；而到　１９１０　年，

有寧波旅客　４６７０００　人到上海，４７００００　人從上海回寧波。即使考慮到原乘帆

船的旅客改乘輪船，這些上升的數字也能說明，有更多的人在流動。①

這種種人口流動，首先，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能力；其次，影響了全國各

地。與世隔絕的村莊越來越少。到城市尋找工作，不一定透過逐步上升的城

鎮等級制的市場結構；農村剩餘勞動力直接流向城市，形成新的聯絡渠道，

而城市商人則與農村關係更為密切——為農村手工業供給原料，購買農產

品，並像其他富裕的城市居民一樣購買農業土地。

第三，這些人口流動影響了社會結構。城市工資勞動者，不論男女，在

他們的鄉村家庭裡有了新的重要地位，因為他們增加了家庭收入。與此同時，

逃避農村貧困而外出，意味著始料所不及的流離失所、家庭破裂、賣妻鬻兒

和受人擺佈。我們無法描繪他們趨向貧困的簡單過程。但是，在一些租佃率

高的地區，租約每每對租佃人不利。例如，１９　世紀　９０　年代在廣東東部，農

民在壞年景要承擔更多的風險，也很少有減租的權利。到了　２０　世紀　２０　年代，

一些農民僅按照一年的口頭協議租地耕種，毫無保障可言。在長江下游，租

局在辛亥革命後遍佈各地，押租逐漸普遍，短期出租增加。政府政策前後不

一，有可能增加關係緊張，如在浙江，１９２７　年透過減租條例，然後又宣告無

效。①同時，暴力活動增加和民眾流動，兩者都削弱了從前由庇護人－依附人

關係和村社網路所提供的保護。

不穩定不宜於數量比較。然而，我們注意到，１９　世紀中葉的社會動亂是

在人口激增、通貨緊縮、政府資助的主要水路運輸和河防以及抗災系統毀壞

失修的時期出現的。在清代最後　１０　年和民國初期，經濟膨脹和改革又進一步

誘發了社會的不穩定。在民國的後半期，因經濟困難和戰爭而導致的不穩定

越來越頻繁。人人的生活都更少保障。

傳統名流的融合和分裂

在商業化導致商人與有功名計程車紳之間的正式區別最終消失時，名流群

體也開始變化。這兩個群體的融合，以清末出賣功名為標誌。富有的廣州行

商老闆、江蘇與直隸的鹽商和山西的票號主人，在　１８　世紀買得功名而享有很

高的社會地位。在　１９　世紀，任何一個城市的許多商人，很可能都不是本地人，

所以和本地士紳截然不同，但是，這兩個群體在家鄉卻融為一體。做生意從

來得不到一流學者或高官的聲望，但它至少同樣是一條生財之道。把商人吸

① 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貿易報告》，1882　年，第　270　頁；1900　年，第　374　頁；1910　年，第　525　頁。

① 關於廣東，見馬克斯：《華南農民社會與農民起義》，第　338　頁。關於長江下游，見佈雷德利？蓋澤特：

《權力與社會：國民黨與中國江蘇省地方名流，1924—1937　年》（弗吉尼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79　年）

第　94—95、101、189—193、213—215　頁。關於浙江農村改革，見諾埃爾？邁因納：《浙江：國 民黨在農

村改革和建設方面的努力，1927—1937　年》。關於除戰時非正常狀況下的農民生活水平沒有下降的看法，

見馬若孟：《中國的農民經濟：1890—1949　年河北和山東的農業發展，1890—1949　年》，第　292—295　頁

和各處；又見本書第　5　章（邁爾斯著）。

收進統治階級的證據不容置疑。

子孫繁衍的大家庭成員，通常走不同的成功之路，兄弟各有所長，或做

學問，或經商，或管理產業。如在管理活動中的合作一樣，宗族紐帶模糊了

紳商之間的區別。這種結合的意思不只是指商人購買功名或官吏投資商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