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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遠地區的有組織的暴力行動增加了，政府對那裡新去的移民鞭長莫及，無

法加以管理和控制。廣東中部和東部連續不斷的村際械鬥，華北平原地區的

長期匪患都是例子。②再如在江西丘陵地帶，居住山上的棚民與平壩裡境遇較

好而受家族統治的稻農相處不和。③在這些管理不到的邊緣地區，非法會社蓬

勃發展，發生叛亂，其中有些地方在　３０　年代和　４０　年代成為共產黨的根據地。

為對付　１９　世紀中期叛亂而實行的地方和省級的軍事化提高了軍隊的水

平，也產生了如何解散不使用的軍隊的難題。辛亥革命後，清政府軍事統治

結束，任憑地方保安部隊激增。不久，甚至當它們還未破壞農業之時，軍閥

內戰破壞了城市和商路。④

另一個不穩定的特點，是人口的流動。清代初期和中期，允許移民遷入

明末叛亂造成人口減少的四川等省和邊境地區，包括非法進入滿洲。這些出

路（除滿洲外）到　１８　世紀末漸漸堵塞。福建和廣東多數男人移居東南亞，到

１８５０　年為止，有些人移往南北美洲充當契約勞工。在太平天國叛亂之後，人

口減少的長江下游，暫時是一個人口遷移的彙集區。然而，到　２０　世紀，只剩

下滿洲這唯一的一塊地區，仍具有大量吸引移民的未開墾的土地。這些移民

到北部、西部和西南部的最後結果，是長江流域之外的人口增加了。

在這些永久的遷徙之外，還有兩種暫時的人口遷移：為了就業和逃避戰

禍、饑饉和貧困。城裡的店主、商人和工人，即使在他們工作的地方已永久

定居下來，仍住往按原籍組織為“會館”，希望最終仍回到他們的故鄉。大

規模的人流每年出現。例如，浙江北部青鎮①傳統鑄鐵作坊的鐵匠，或杭州的

錫箔匠，每年大部分時間在作坊做工，但夏天卻分別回到江蘇無錫和寧波府

各地，幫助家庭夏收。貧困的邊緣地區，常有他們自己的遷徙模式。例如蘇

北的窮人到上海尋找季節性工作，充當勞工、挑夫和黃包車伕，但常常到頭

來因沒有工做而淪為乞丐。在較富裕的城鎮乞討，成為公認的農閒時尋找生

計的路子，正如家鄉遭受自然災害時，到處乞討是一條生路一樣。搶劫和走

私，作為一種更大膽的、不法的謀生之道，有時被人季節性地採用，常從外

地撈錢。若把商路沿途的挑夫、船伕、行商和小販加上，晚清人口的職業性

移動量是很可觀的。②

此外，自然災害，叛亂與戰爭引起難民的浪潮。難民群在他們經過的城

鎮引起恐懼，那裡的小家族集團或個人很容易受到搶劫。

② 關於廣東：哈里？拉姆利：《械鬥：中國東南部的暴力病態》，《清史問題》第　3　卷第　7　期（1977　年　11

月），第　1—40　頁；馬克斯：《華南農民社會與農民起義》，第　135—151　頁。關於華北平原，見裴宜理：

《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第　59—94　頁。對於民國時期土匪為患和軍閥割據的社會影響的解釋，見菲利

普？比林斯利：《土匪、大亨和光棍：在中華民國初期地方控制的表層下》，《現代中國》第　7　卷第　3　期

（1981　年　7　月），第　235—288　頁；和　R。G。蒂德曼：《盜匪活動的持續：華北平原邊緣區的事件》，《現

代中國》第　8　卷第　4　期，第　395—433　頁。

③ 對這個多山社會的分析，見斯蒂芬？艾夫里爾：《棚民與長江多山地帶的開 拓》，《現代中國》第　9　卷

第　1　期（1983　年　1　月），第　84—126　頁。

① 青鎮舊時屬桐鄉縣，隔河為吳興縣的烏鎮；二鎮今合稱烏鎮，屬桐鄉縣—— 譯者。

如此種種的民眾流動是沒法計算的，但是在　１９　世紀和　２０　世紀，無疑是

有增無減。對外貿易的增長、城市職業的增加和交通運輸的改進，都促成新

的暫時遷移。例如，　１８８２　年有　７００００　中國旅客從寧波乘輪船到上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