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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在哥倫比亞大學現代中國討論會上提出的論 文），第　1　—　4　頁。

① 艾琳？託伊伯：《日本、臺灣和中國東北的移民和城市》，載伊懋可和史堅雅編：《兩種社會之間的中

國城市》，第　374　頁；吉爾伯特？羅茲曼：《中國清代 的城市網和德川時代的日本》，第　78　頁。

鄉關係或其他個人關係而同工廠主有聯絡。②

這類別國早期工業化共有的典型模式，從一種觀點看，意味著無產階級

是高度流動的農村平民在城市的投影。工人不一定長期留在城市，姑娘們回

家鄉結婚。老工人常常把家留在鄉下，而且有史料證明，３０　年代經濟蕭條時

期，長江下游城市的失業工人回到了鄉下。工資也補充了農民家庭的收入。

童工的部分所得可能直接送交父母。境遇較好的家庭可用城市工人所得的工

資購置土地；較貧困的家庭則用來維持生活。③城市工人的社會觀點，很可能

取決於在農村的家是否要他（她）以工資彌補家庭農業收入之不足，或他（她）

是否來自（通常）沒有親戚網扶持的邊際農村階層。

在城市裡，新來勞工的農村出身大概會妨礙勞工的團結。處境較好的、

有技術的江南擋車工，和蘇北來的更窮、更粗魯的女工——她們做最髒的活，

提升的機會最少——之間的敵對狀態，掩蓋了他們對工廠主的怨恨。甚至如

１９２９　年北平電車工人罷工的重大事件與傳統風潮的相似之處，和歐洲資本主

義工業化晚期階段出現的以階級為基礎的經濟鬥爭相比，也要多一些。①

此外，許多城市工人的討價還價的地位是非常可憐的。早期的現代工業

實際上是由剩餘的農業勞動資助的。離家出外做工的工人只能得到很低的工

資；年輕的男女童工在有些工業部門中是勞動力的主要部分，甚至比成年工

人更不能控制他們的境遇。長期形成的招工和訓練的方法，在這些過渡性的

境況中可能變得被歪曲了。例如包身工招工制度反映了以地方為基礎的與勞

動有關的遷移模式；但是上海幫會的控制，使紗廠女工面臨被誘拐和被強姦

的厄運，並且降低她們的生活條件，因為工頭為她們的工棚付錢，控制著工

棚。同樣，天津鐵工廠的徒工制度為廠主提供不熟練但非常便宜、無需付工

資的徒工，以供廠主輪換工人；徒工三年學徒期滿常被解僱，需另找工作。②

儘管客觀情況如此不利，在　２０　年代，工人們還是開始在擁有大量工廠工

人的城市裡組織起來。在像廣州這樣的地方，老式行會已有高度發展，它們

為動員工人提供了組織基礎，但是新建的組織卻仿效西方工會的模式。起開

闢作用的是較有技能、有魄力的壯年男工，如機械工人和海員，而組織的推

動力則主要來自新知識分子。

在廣州地區，工會在五四運動以後迅速代替了行會和同業公會。在　１９２０

—１９２２　年，適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繁榮期，形成了第一個組織工會的浪

潮，它反映了在需要勞工的經濟擴張時期，工人對自身力量增長的正確認識。

這些年的罷工提出了提高工資、改善勞動條件的自發要求。１９２３　年初，京漢

鐵路工人受到血腥鎮壓，其後工潮中斷兩年，這與經濟衰退期和全國性的勞

② 關於上海紡織女工的情況，來自埃米莉？霍尼格：《上海紗廠女工，1912—1949　年》（斯坦福大學，博

士學位論文，1982　年）；關於天津鐵匠的情況，來 自蓋爾？赫沙特：《飛錘走鑿：三條石工人》，《現

代中國》第　9　卷第　4　期（1983 年　10），第　387—420　頁。關於合同工制度，見霍尼格：《包身工制度與女

工： 解放前上海的紗廠》，《現代中國》第 9　卷第　4　期（1983　年 10　月），第　421—454 頁。

③ 城鄉勞力交換諸方面的論述，見蘭德爾？斯特羅斯：《困難的工作：中國江蘇 西部農業的政治經濟，

1911—193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