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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8　頁；斯特萬？哈勒爾和裴宜理：《中國社會中的融合教派導論》，《現代中國》第 8　卷第　3　期（1982

年　7　月），第　288—293　頁。關於太平天國基督教的太平盛世方面，見孔斐力：《太平天國幻想的淵源：中

國人造反的跨文化方面》，《社會與歷史比較研究》第　19　卷第　3　期（1977　年　7　月），第　350—366　頁；和

魯道夫？瓦格納：《重新制定天國的美景》。

① 裴宜理：《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第　3　章。

① 寇爾：《民眾對太平軍：包立生的東安義軍》，第　7—21　頁。

② 這種說法依據周錫瑞：《論義和拳運動的社會成因》，《文史哲》1981　年第　1　期， 第　22—31　頁。

並吸收了某些教派的信仰，與山東西部的天主教社群抗衡。義和團的地方團

體以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發展。在山東省相對繁榮的西南部，地主勢力強，

租佃率高，義和團開始是名流領導的防禦土匪搶劫的地方自衛團體。在比較

貧困的西北部，土地產量不高，不足以吸引地主投資，租佃率也相對較低。

在這裡，由普通村民領導的義和神拳實行平等主義的儀式，透過這樣的儀式，

任何神靈附體的人都可被奉為神。山東巡撫支援拳民組織起來保衛村寨，卻

沒有認識到西北部的義和拳根本不同。就是這些不受勢弱的名流約束的神拳

成員，無所顧忌地擴張到直隸東部，有轉而反對官吏的危險，但是他們最為

敵視的是基督教徒和外國人。

一旦運動開始擴大到失去控制，它就災難性地變得與朝政有了牽連。朝

廷的保守派試圖利用義和團來加強他們的地位，同時擺脫外國人對國家的幹

擾，如此高層的支援，使運動得以更加迅速地發展，這種運動政府通常都會

設法加以鎮壓。它立即激起了外國干預。運動的不同階段因而涉及各種社會

力量不同的配合。最後出現的政治後果，包括南方名流疏遠政府和對庚子賠

款附加稅的憤恨，和這一事件開始時可預見的任何結果相去甚遠。

這兩次叛亂均顯示出極端分子的潛在勢力，不過都未能改變當時的社會

結構就終止了。它們失敗了，不僅因為反對的力量更強大，而且因為叛亂的

領袖們（徒眾就更談不上）沒有新秩序的明確規劃。農村強烈不滿所孕育的

政治可能性，尚待在不同型別的領導下變為現實。

工人運動及其農村紐帶

在　２０　世紀，工業化開始產生明顯的城市無產階級。不過城市工人既不是

新現象，離開其農民出身也不甚遠。工匠和勞工久已是城市景象的一部分。

他們常常是特定農村地區的移居者，暫時住在城市。他們的幫夥組織、秘密

幫會、同鄉會、行會，同農村社會組織不是截然分開的。實際上，在高度商

業化的珠江三角洲，１９　世紀的行會可以橫跨城鎮作坊和鄉村家庭生產者的統

一體，並與地方宗族和教派組織互相影響。①

使用蒸汽動力工廠的引進，開始改變了這種狀況。因為它把數量更多的

工人集結在主要由客觀市場力量支配其活動的、性質不同的城市環境中，然

而，並沒有同過去截然中斷關係。一方面，介乎老式手工作坊和大工廠之間，

有許多由動力驅動機器的小工場。另一方面，工廠勞動力的需求不斷增長，

加速了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民國時期，城市不斷從鄉村吸收農民，他們隨

身帶來了舊的行為方式。①

這些工人常常來自某些特定的地區，和家庭並沒有斷絕聯絡。例如，上

海的紡織女工主要來自江蘇南部。特別是無錫和常州，或來自江蘇北部。僱

傭反映出私人關係，車間常由同村的姑娘組成。同樣，天津鐵工廠的徒工是

從河北某些有鍛鐵傳統的縣招來的，並很可能因原來在鄉間的親戚關係、同

① 謝文孫：《中國農村的行會資本主義：珠江三角洲鄉村企業家創業的傳統， 1875—1925　年》（1982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