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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他與許多學生之間形成了中國師生之間的強有力的聯絡。畢業

後，這些青年軍官取得黨軍的指揮權，而黨軍一般比軍閥部隊訓練有素，裝

備精良。這支軍隊成為效忠蔣介石的有力的工具，他得以在以後的政治生涯

中有效地加以運用。例如，蔣介石在　１９２７　年　８　月被迫下野之後，他繼續得到

黨軍的效忠，從而有效地控制了黨軍。所以，沒有蔣介石的合作，中央特別

委員會實際上無力對華北進行北伐。此外，在　１９２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１８　個將

領由何應欽領銜聯名打電報給特別委員會，要求重新任命蔣介石為最高軍事

司令官。①利用軍隊的支援——連同各種政治和金融勢力的支援——蔣介石迫

使特別委員會辭職，並在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恢復了他在黨政軍中的統治地位。

蔣介石又在　１９２８　年開始聘用德國軍官，如馬克斯？鮑爾陸軍上校為軍事

顧問和教官。鮑爾及其他德國軍官給予蔣介石軍隊的軍事訓練和軍事知識（雖

然按照西方標準通常只是初步的），連同軍隊對蔣介石效忠的結合力，使這

支軍隊無疑比他的任何政敵的軍隊在軍事上更有戰鬥力，在政治上更可信

賴。例如，汪精衛　１９２７　年夏在武漢主持對立的國民黨政府，他的最有力的軍

事支持者是湖南軍閥唐生智。可是，唐生智有他自己的政治目標。結果，汪

精衛在　１９２７　年　９　月突然被剝奪權力，被迫謀求同他的主要政敵蔣介石聯盟。

同樣，胡漢民在　１９３２　年以後把他的命運寄託在廣東軍閥陳濟棠身上。陳濟棠

覺得胡漢民有用，因為胡漢民是國民黨主要理論家，能給陳濟棠的純軍閥政

府塗上合法的色彩。然而，胡漢民決不能把他的意志強加給陳濟棠，也不能

有效地影響廣州的政策。

蔣介石在政治鬥爭中享有的第二個優勢，是優越的財政基礎。北伐期間，

一些革命領導人向蔣介石建議，繞過重兵據守的上海去佔領華北。他們認為

到那時上海將會不戰而落入革命軍手中。然而，蔣介石像　１９１３　年以後的孫逸

仙一樣，把這座長江沿岸的大城市看作主要軍事目標。

蔣介石比國民黨大多數其他領導人更加認識到上海在財政上的重要性，

知道控制上海稅款收入勝過指揮許多個師的軍隊。在　１９１２　年和　１９２２　年間，

蔣介石有很多時間在上海。他和那裡的金融界領袖人物有密切關係，據說同

青幫——這是個控制上海下層社會的秘密團體——頭子也有密切關係。當

① 《革命文獻》，羅家倫編，第　18　卷，第　10—11　頁；多梅斯：《推遲的革命》，第 295　頁；錢端升：《中

國的政府與政治》，第　96　頁。

然，上海的財源必須加以發掘。這點起初不會遇到困難，因為上海的資本家

在　１９２７　年春被共產主義日益逼近的幽靈弄得驚慌失措，他們聯名上書，要求

蔣介石防止過激的革命行為發生。這正合蔣介石之意。雖然蔣介石過去有時

唱過左派過激的高調，但是，他也被越來越激進的共產黨人所困擾。或許，

甚至更加使他心神不寧的，是由鮑羅廷和中國左派分子在武漢謀劃的對他領

導權的政治威脅。

由此可見蔣介石和資本家互相需要。上海資本家在　３　月末同意向他提供

首批預付款　３００　萬元。作為回報，他答應制止上海勞工騷動，並從革命運動

中清除共產黨勢力。１９２７　年　４　月　１２　日黎明前，蔣介石以大舉鎮壓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