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部分(第2/4 頁)

關係過渡時期的特點，簡要地可由古老的共同治理的方法

說明，這是非中國人的王朝利用其他的非中國人共同治理中國的一種方法。

晚清共同治理的第一個例子，是中國人利用外國統率的洋槍隊保衛上海和寧

波，然後是赫德領導下的帝國海關的發展，但赫德只是　１９　世紀中期後眾多外

國僱員和顧問中最為傑出的一位。畢竟借用外國技術理所當然地一起帶來了

外國專家。這一切都是透過與英國達成某種協議而取得的。但是這種在北京

的共同治理的權力機構和條約口岸中靠把英國人加入蒙古人的行列，以保持

穩定的趨勢，只有按照中國中心主義才有可能。像蒙古人一樣，滿人熟練地

利用西方人幫助統治中國，延長了他們的異族統治；但在　１９　世紀　９０　年代，

一旦中國開始認識到自己是世界各國中的一員，這種辦法就失去了效用。②

滿族統治者不能領導一場漢人的民族主義運動的事實，成了一個主要障

礙，延緩了中國對國際社會的適應。清朝領導下的東亞的中國中心帝國，已

經確立了中國的優越中心文化和物質力量與圍繞其陸上邊界的較小民族之間

的關係。但當中華民國繼承前帝國時，它面臨極度的窘境。建立在民族主義

原則上的民國總統，幾乎不可能要求以前皇帝曾經擁有對亞洲腹地民族中地

方統治者的宗主權。只有當人們接受了中國愛國者最反對的西方式殖民帝國

主義，民族和帝國的觀念才能相容。一個新的政權必須統一中國領土的傳統

使命，使中華民國背上了一個包袱，她必須保持一個統治以前曾構成清帝國

的形形色色的民族和向四面八方延伸的地域的中央政權。然而，從帝國主義

解放民族的思想對此很少支援。事實上，在　１９１２　年　２　月清朝君主政體的消亡

粉碎了它曾創立的多民族和超民族的帝國前，民族主義的新原則已經削弱了

它的基礎。

③ 王賡武：《明初與東南亞的關係》，載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傳統 的中國對外關係》，第

50—60　頁。

④ 莫里斯？羅薩比編：《中國在對手之中：中央王國及其鄰國，10—14　世紀》。

① 韓德：《特殊關係的形成：1914　年以前的美國和中國》，見該書第　4　章《李鴻 章外交政策中的美國，

1879—1895　年》。

② 理查德？J。史密斯：《僱傭兵與官吏：常勝軍在　19　世紀的中國》；費正清《依 靠條約的共同統治》，載

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

簡言之，民族主義存在於正在使舊的大陸秩序黯然失色的“沿海”影響

之中。①晚清的政權已經很難控制漢人經濟的不斷擴張。越來越多的蒙古王公

和喇嘛已經淪為中國商人掌握之中的債務人。中國移民也已擠入內蒙古、西

藏東部和滿洲。用拉鐵摩爾的話說，②這種中國“次帝國主義”向亞洲腹地的

滲透，在商業侵略和野心方面有它的對手，它們從俄國向蒙古和中亞以及從

英屬印度向西藏進發。清帝國偏遠的非漢族地區，於是發現它們自己處於擴

張中的俄、英大陸帝國和人口不斷增長的中國漢族的夾縫之中。結果是亞洲

腹地的民族開始兩面提防並培養它們自己的民族個性，同時嗾使歐洲人反對

中國人。１９１１　年前的　１０　年中，在當地晚清改良主義政策刺激下，蒙古和西

藏兩地的反清獨立運動已經興起。①

在蒙古，擴張中的中國的蠶食已經結束了清朝利用部落王公和喇嘛上層

的迴避和間接統治政策。隨著畜牧經濟被引入商業之中，統治階級和普通百

姓都變得窮困起來，並向中國放債者借債，而清朝卻減少了補貼和增加了稅

收。②清末　１０　年（１９０１—１９１１　年）的新政向中國殖民和農業移民開放了蒙古，

允許通婚和蒙古人講漢語，這種中國化對蒙古人原先保有的家園形成威脅。

地方政府的專案、兵役、鐵路和其他改革，增加了清朝的稅收